广州日报新花城  2024年8月30日  作者：梁礼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将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谋划推进。近年来，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谋划，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突进深水区，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决定》提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就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等多项具体安排。

一、文化体制改革背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阶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文化自觉体现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自觉传承上，文化自信则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不仅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保障，也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文化是衡量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等新特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供给存在结构性矛盾，高质量、有深度的文化产品相对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种矛盾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实依据。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的预期目标与愿景，不仅着眼于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发展体系，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旨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根基。

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是国家掌控文化发展方向、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柔性宣传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具有覆盖面广、受众群体大、形式多样、贴近生活等特点，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传播优势。在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新时代，如何通过机制建设发挥优势、引领文化前进方向，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二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目前我国文化发展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就广州而言，城区之间也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现象，供需脱节、效能不高、高品质内容供给不足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都需要以文化体制改革为牵引，创新文化供给的机制和手段，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决定》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建设工作的重大使命。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在收集、保存和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开展社会教育等方面，新时代博物馆、非遗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地位更加重要。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不仅有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作用，还肩负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彰显文化自信的重任。

三、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策略

一是提高文化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决定》指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比如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经费保障和返还制度等。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完善相关机制，比如资源整合机制、监督评价机制、服务效能评估机制。通过制度化建设，提高政府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进行文化管理的能力，实现文化供给规范化、有序化发展。同时以制度为保障，提升文化机构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灵活性、积极性。

二是推动文化治理模式创新，努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跨界合作的运行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推动城市文化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社会组织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文化服务和产品，形成功能完善、组织规范、运作良好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发展的新格局。黄埔区在实行“政府补给+自主运营+社会众筹”模式方面取得良好经验，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广州市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已取得初步经验，按照“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目标要求，可以大力向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延伸和推广。

三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模式，满足多元化需求。打破传统单一模式，积极探索和实践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实施“菜单式”服务，通过调研了解市民真实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文化服务项目。推广“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线上文化服务平台，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同时保留线下体验的深度与温度，形成互补优势。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部门资源的共享共用机制，探索“文化+”跨界融合，拓宽文化服务边界，推动文化与其他公共服务融合。出台政策、法规，切实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推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四是推进数字文化支撑平台建设。以《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引，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广州区域中心”为目标，完善数字文化支撑平台的建设与整合机制。优化与国家、省级文化云平台的协调与合作机制，建设跨地区的数字文化联盟。推动广州市数字文化平台与智慧城市平台对接，实现统一发展，促进不同系统的数字资源有效整合。整合图书馆、博物馆、新闻出版、广电等文化机构的现有平台，构建一体化的数字资源系统和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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