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法国终于迈出历史性一步  

165年后的今天，法国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投票现场，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高声宣告：“这一天终于到来。” 然而，雨果所期盼的“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吗？

2026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票通过简化法国非法所得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史蒂文·加拉格尔（Steven Gallagher）表示，“这是极具重要性的一步。它无疑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它明确传递了‘文物应当返还’的理念。”

1861年，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165年后的今天，法国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投票现场，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高声宣告：“这一天终于到来。” 

然而，雨果所期盼的“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吗？

从“一事一议”到“批量归还”：历史性突破不容忽视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国家收藏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任何归还行为都需逐案立法，程序极其繁琐。这种“一事一议”模式，使文物归还长期停留在个案推进、效率极低的状态。贝宁26件珍宝、科特迪瓦“会说话的鼓”——这些屈指可数的归还案例，不过是殖民掠夺庞大清单上的寥寥几笔。

新法案的最大突破在于：它允许政府在不经过议会逐个审批情况下，以行政命令授权归还文物。这意味着，文物归还将从过去的“一事一议”转向“批量处理”。

中山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刘瑛认为：“通过这个新法案，将文物返还的审批权限由国会下放至了政府行政层面，它的审批周期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从数年大幅缩短至数月。”

1899年香港锦田门楼被英军掠走后又于1925年归还的案例，说明文物返还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政治意愿和历史态度的体现。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肖真来律师长期关注海外文物追溯，高度留意此次法国文物返还新法带来的影响。

肖真来律师表示：“对中国而言，这一法案的意义尤为特殊。法案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至1972年，正是法国通过殖民扩张、军事入侵等方式在全球进行文物掠夺的高峰期。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正是在这一时期。雨果当年愤怒地谴责英法联军是‘两个强盗’，并预言法兰西终有一天会将战利品归还——如今，这个预言在法律层面获得了制度性回应。”

不过，法案草案全票通过并不等于文物归还就此畅通无阻，历史性突破的背后，依旧潜藏着诸多现实阻碍与不确定因素。

归途之上，仍有重重路障

法案的通过只是打开了“一扇门”，通过之后的路，远比大家预想的曲折。程序上，该草案仍需在2026年6月底前经法国参议院重新审议，才能最终完成立法程序。法国国内政党国民联盟就明确反对将法案用作忏悔式外交的借口，圆明园文物的流失，恰恰与1860年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直接相关，它们是否会被归入“军事类文物”而遭遇归还障碍，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号。

中山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刘瑛指出：“法案本身存在一些限制性条款，包括排除军事用途的文物和部分的考古出土品。”

更大的问题在于优先级的差异。有分析认为，法国此次立法的首要驱动力是回应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长期呼声，归还重心明显偏向非洲。

刘瑛还表示：“目前在推进的一些返还的文物的事项来看，也确实主要都是非洲藏品。法国博物馆本身它所收藏的海外文物来看，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于非洲，所以非洲优先应该来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马里与塞内加尔联合要求归还的“塞古宝藏”、埃塞俄比亚和乍得2019年提交的归还请求，法国均未作出明确安排。在庞大的申请积压面前，新法案能释放多大的制度效能，仍有待时间检验，而且中国文物的归还并未被置于优先清单。另一方面，法案中是否属于可被归还的文物、战利品、公共档案等物品，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史蒂文·加拉格尔（Steven Gallagher）指出：“首先，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这一特定时期；其次，仅针对公共机构馆藏文物，而私人收藏中可能也有不少各国希望追索的文物。此外，文物追索必须由国家发起，私人无法单独提出主张。更重要的是，提出追索的国家必须向法国至少两个委员会证明，相关文物是通过掠夺、盗窃或不平等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并且需满足这些委员会的认可标准。”

多重严苛的限定条件，大幅削弱了法案的适用范围与实际效力，也折射出全球文物返还进程依旧阻力重重。

从法国到日本：文物返还成为一面镜子

放眼国际，文物返还的浪潮正从欧洲向全球延展。德国先后向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归还了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意大利在2024年向中国返还56件文物艺术品。这些事实表明，“去殖民化”浪潮在文博领域的延伸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在追随这一潮流。日本政府对待中国文物的态度，与法国的主动立法形成了鲜明反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云山学者、日本民法学界知名学者吉田邦彦坦言：“在辽宁省（海城）的一尊石狮子被带走，现在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北京颐和园的一尊石狮子被掠夺，现在被安置在东京大学校园内。在这些整体性问题上，日本距离世界标准的目标还相当落后。”

法国的历史性一步，放在全球文物返还的大背景下审视，更具参照意义。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不同国家在历史认知与现实行动之间的落差。法国的这部新法案，无疑将欧洲文物返还的议程推向了新的高度，也让长期占有流失文物的相关国家不得不直面历史责任与国际共识。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雅涵认为：“这个法案的出现其实是突破了过去西方国家长期在这一个领域的沉默和推诿，这样就会对英国还有日本这种大量持有我国非法流失文物的一些国家形成带动还有压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云山学者、日本民法学界知名学者吉田邦彦表示：“在21世纪，在这些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应该跟随这一运动。在美国的博物馆界，正在出现一种草根性的道德发展趋势，推动被掠夺艺术品的归还。一般来说，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即走向归还。”

世界文物返还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单纯寄希望于他国自觉让步远远不够，等待难以实现文物归乡。

“等待”之外，我们更需“主动”

面对法国法案的通过，中国社会各界在欣喜之余，更应保持清醒的认知，比“等待归来”更重要的，是构建主动的姿态。

近年来，中国的文物追索策略已经发生积极转变。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已实现48批次2113件（组）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第81条，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了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权。

中山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院长刘瑛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就明确了对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的追索权不受时效限制。（法案）恰好覆盖了中国文物流失的这个高潮时期。我们就应该以原属国的身份，通过官方渠道正式提出返还申请，充分利用法案建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等制度化渠道，来进行我们流失在法国的文物的追索。”

广东省博物馆在海外文物回流方面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从2005年开始，广东省博物馆重点向欧美机构、藏家征集珍贵的外销艺术品，曾在英国征集到国家一级文物《清乾隆广州手绘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这套文物历经坎坷，被广东省博物馆成功购藏，成为国家的永久性藏品，不但填补了国内收藏界的空白，也为学术界研究地方工艺史及清代口岸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明。

法国以170:0投下的这一票，跨越了160余年的历史烟尘，终于让雨果的预言在法律层面有了回响。但对中国而言，流失文物的归途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它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智慧与决心。当法国打开那扇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站在门外等待，而是主动走进门内。

法国历史性的投票，也点燃了广州市民对文物回归的热切期盼。市民坚定认为：“希望有更多的海外的文物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每个华夏子孙的共同的愿望。”“圆明园那些文物，就是说兔首、龙首，这种就应该无条件归还给中国。”

让更多流失在外的国宝，重新站立在华夏大地上或许还在远方。但至少，在漫长的黑暗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缕光。

《广州电视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