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怡：重拾粤派雅逸美学之气韵

□广州不仅有“大排档”和“人字拖”，还有“雅”的一面。

□这是一座通往海洋的城市，两千余年长盛不衰的海外贸易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气魄、格局和眼界，它的雅逸美学是建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开阔视野之下的。

□粤派雅逸美学有别于江南文化的精致婉约，是在开放的海洋文明与城市商业文化传统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中西交融、务实和精雅并存的南方文化特质。

□正是珠江水长、海天无量的宏大背景，孕育出岭南文化朴野雄直的独特气质。我想通过对文脉传承的深度书写，勾勒出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图谱，追寻这片江海相连的广袤土地上的“生生之美”。

近日，广州城市史研究学者、作家王美怡出版新书《广州事情》，这是一部视角和写作手法独特的广州文化记忆之书，作者细述岭南大地上的文化印痕、四时风物里的城市记忆，绘就一幅两千年广州雅逸生活的长卷。

广州的“雅逸”之美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它有哪些内涵？为什么在广东能形成这种雅逸文化？王美怡接受了广州日报专访，畅谈粤派雅逸美学。

广州日报：我们提起广东的文化特质，大多是说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等等，很少有人用“雅逸”二字来形容粤派文化。你反而提到，雅逸美学是粤派文化的根基之一。在您眼中，“雅逸”之美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它有哪些内涵？

王美怡：在一个被宏大叙事与效率逻辑主导的时代，在一座长期被贴上市井和美食标签的城市，一个女性文化随笔作家重提雅逸美学，自然有她独特的心路历程和文化诉求。我的确是想通过独具个性的写作，重新挖掘千年商都的热闹叙事之下，这座城市被严重忽略的审美情致和生活智慧，解构公众话语体系中关于这座城市的扁平想象。这是一座通往海洋的城市，两千余年长盛不衰的海外贸易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气魄、格局和眼界，它的雅逸美学是建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开阔视野之下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在广阔的时空观照与深邃的文化凝视之中重构城市的雅逸美学，探索智性与诗意并存的历史叙述。

广州日报：为什么在广东能形成这种雅逸文化？粤派雅逸美学与江南雅逸美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王美怡：广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从秦汉开始，两千多年来对外贸易长盛不衰。十三行行商在“一口通商”以后的财富达到顶峰，他们富甲天下，但向往亦商亦儒，急需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秩序中寻求身份突破。因此，他们乐于资助文人刻书，如潘仕成出资刻印了《海山仙馆丛书》，伍崇耀倾力刻印《粤雅堂丛书》。行商们还热衷于书画鉴藏。清代广州是收藏石涛作品最多的城市，石涛很多的精品字画都被行商收藏。行商潘正炜根据自己的书画藏品编成《听帆楼书画记》，后又编成《听帆楼续刻书画记》，仅此两书开列的藏品，已属惊人。此外，行商还延请名士驻园创作，如诗人张维屏长居潘家南墅，谢兰生在伍家园林中有自己的专设居所。行商通过和文人雅士的交游活动，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话语权。

我从道光年间学海堂山长、著名书画家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清代广州文人诗文和笔记小品，西方人在广州的回忆录等历史的边角碎料中，拼接出清代广州士商的生活面貌。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我发现，粤派雅逸美学有别于江南文化的精致婉约，是在开放的海洋文明与城市商业文化传统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中西交融、务实和精雅并存的南方文化特质。

广州文化有静水流深的东西，我们经常说广州人很淡定，这个淡定来自哪里？就是在一口通商时期它见过世面，接触过很多异域文化。这个城市有它特有的粤派文化的根基，它的“家底”是很厚实的。

广州日报：《广州事情》与您早年间出版的《广州沉香笔记》都是以广州为题材的历史散文，从创作思路和内容上看，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两本书的创作间隔了一段时间，您对广州的理解有变化吗？

王美怡：年轻的时候我对广州的理解是很表层的，是用一种唯美的眼光来看广州。记得当年我的《广州沉香笔记》出来以后，有朋友说我写的是我梦想中的广州。它带着一种浪漫的审美的情调，当然它也很美，而且确实是我自己感受到的。现在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对广州的认识会更加深沉。这个城市的世俗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广州的烟火人气，还有广州人的那种冷幽默，那种淡定，我一直都很欣赏，而且我知道这一切的成因。但是我同时也希望广州这个城市在雅文化上有一些复兴，你不能一味地谈吃、谈喝、谈玩。我的书里面主要写的还是对雅文化的一个回望。我认为广州在历史上是有雅逸美学存在的，我把这些元素在这本书里面做了立体的呈现，就是想让读者知道，原来我们的广州曾经是这样风雅的，这样有文化气息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广州就是吃，就是市井烟火气，不是这样的。

《广州沉香笔记》是2008年写的，中间隔了17年，这个时光是很漫长的。这期间我对广州文化的认知，我个人的文化积淀，变化都很大。写《广州沉香笔记》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所以你会看到文字是很柔美的，有很多女性化的叙述。但是到现在写《广州事情》，我已经是往文化纵深的方向走了。这本书里面用很大的篇幅写岭南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包括苏东坡、杨万里、屈大均、廖燕、阮元、洗玉清等。写这些历史人物，和原来那种写作相比，难度要大很多，因为你要做很多史料挖掘整理工作，而且你要把这个人物吃透。我有一个选择人物的原则，那就是他（她）必须跟我发生共鸣，我得跟他（她）有深入的精神对话。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他们就站在我的书桌旁边，和我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他们是我前世的知音。

广州日报：书名《广州事情》中的“事情”二字看起来似乎有些平淡，背后有何深意？如何定义和理解“事情”？

王美怡：“事情”这两个字，它的内涵很丰富。用这样一个平常的、大家很熟悉的词，它会产生一种阅读冲击。很多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作者要取“广州事情”这样的名字？其实这个名字涵盖了广州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就是几乎每个切面都可以放到“广州事情”里面，都可以叫作“广州事情”。它看起来很平实，但是内在的容量和张力非常大。

广州日报：您的两本书都在重建人们对于广州的文化记忆，在您心目中，您所热爱的广州是怎样的一座城市？

王美怡：广州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气质就是俗雅交融。我对广州城市中的烟火气和世俗文化，从来都是全盘接受和喜爱的。这座城市最打动我的，就是个人置身其中随缘自在的生命体验。我在自序中引用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我发现，广州人的个体生命意识是超过其他城市的。

过去在抗战年代，即使空中有敌机，花市上的妇女依然在精心挑选着花束。如今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着人字拖到小店门口喝一碗糖水的老广，他们的生命是恣意自在的。

但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广州不仅有“大排档”和“人字拖”，还有“雅”的一面。每当我漫步在西关的街巷，阿婆窗台上种着的花，流光溢彩的满洲窗，荔枝湾上的画艇，哪一个不美呢？更别说博物馆里收藏的美轮美奂的自鸣钟、广彩瓷器、广雕、广作家具了。对雅文化的挖掘，是回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触摸千年商都的文化根脉。当我们沉静地回望，美的触觉便会苏醒。

现代广州“务实有余，浪漫不足”，需要从岭南文化宝库中获取新的文化滋养和美学支撑。陈恭尹“九州南尽水浮天”的豪迈壮阔，黎简“山作其骨海作声”的雄直朴野，乃至粤剧红线女唱腔的文学与声乐之美……这些粤派文化中的明珠应该被重新擦亮，渗透进当代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广州日报：您曾谈到，《广州事情》的创作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回望与接续。能展开谈谈吗？

王美怡：我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日常阅读也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晚明小品、现代散文等居多。从陶渊明、王维到苏东坡、李商隐、姜夔，从张岱、袁宏道到周作人，我所偏爱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作品我都滚瓜烂熟。《广州事情》承继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小品文的创作传统。我想用文字留下怅然远去的广州千年风雅，在历代岭南相关文人的诗文和笔记小品里拼接出士人风雅的生活画卷，追怀永不回来的“纸上风景”。

广州日报：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王美怡：很多读者注意到，《广州事情》中引用了大量诗词与古文。我希望在书中埋下一些“引子”，引导年轻读者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品味这些经过历史淘洗后留下的文字菁华，感受其中力量和美感。我想只要我一直坚持这样写，年轻读者们就会体会到我的深意。这种“复古”的艺术尝试，还会延续到我接下来的创作中。接下来，我会坚持这种历史与文学结合的写作风格，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一些更大胆的尝试。下一本书，我设想在江海奔流的背景下书写广州的城市历史。正是珠江水长、海天无量的宏大背景，孕育出岭南文化朴野雄直的独特气质。我想通过对文脉传承的深度书写，勾勒出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精神血脉和精神图谱，追寻这片江海相连的广袤土地上的“生生之美”。

《广州日报新花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