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全球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深入思考，全球城市的崛起依赖于金融与科技的共同推动成为共识，而关于城市科技创新模式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城市科技创新模式是城市在特有的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因素影响下，创新主体为实现科技创新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科技创新模式是多种模式的综合，主要包括科技创新的技术模式、组织模式、主体模式、动力模式、国际合作模式。本报告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八大城市2006年以来国际专利数据与相关信息的充分挖掘，通过聚类分析等进一步归纳与总结全球城市科技创新模式。

一、三大全球城市科技创新模式

1.纽约：混合驱动型

纽约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PCT总数中45.36%为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申请，42.06%为本地企业申请，12.58%为外源企业申请。可见，纽约的城市创新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本地企业、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以及外源企业的共同作用，充分体现出全球化与内生性两股力量的交织融合。整体来看，纽约属于混合驱动型模式。

2.东京：技术领先的独立的内生企业驱动型

东京有八个领域占全球比重在10%以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综合主体模式和动力模式来看，东京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PCT总量全部由本地企业申请，说明东京的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本地企业，城市具有极强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即使是PCT申请量排名前列的企业及机构都极少开展国际专利合作，更多的是从事独立的创新活动。反映出东京利用国际创新要素的态度相对保守。

3.伦敦：技术输出的内生企业驱动型

伦敦的本地企业积极与国外分支开展专利合作，其排名前十的申请者中国际合作PCT所占比重超过一半。整体来看，伦敦主要为技术输出的内生企业驱动型。而从技术领域来看，伦敦的洗涤剂组合物领域、化妆品配制品领域，占全球相应领域PCT占比分别为8.58%、5.36%，显示在这两个领域有一定优势。

二、广州科技创新特征及其模式

1.某一领域已走到世界前列

广州占全球相应领域PCT总数比重最高的是处理硬币、纸币或类似的有价纸币的核算装置领域，占比为4.87%，在八大城市中也仅次于东京，排名第二。可见，广州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的技术优势。

2.组织集中度相对较低

从组织模式看，广州申请量排名前十的机构PCT总数占城市PCT总数的比重为32.04%，在八大城市中排第六位；申请量排名前十的技术领域PCT总数占城市PCT总数比重为40.60%，在八大城市中排末位。可见，广州机构及技术领域集中度较低，说明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缺乏旗舰企业或机构的引领和带动，可能会导致广州的创新动力不足。而技术相对分散，则难以形成技术合力，进行技术突破。

3.企业的主体地位有待提升

从主体模式看，广州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PCT总数中37.57%由高校及科研机构申请。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PCT总数中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企业PCT申请量之比为0.58:1，高于上海（0.27:1）和北京（0.22:1）。这一方面说明，广州高校及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广州的企业创新能力相对偏弱。

4.全球创新资源利用明显不足

从动力来源看，广州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PCT总数均由本地机构申请。从国际合作看，广州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者均未能开展国际专利合作。可见，广州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明显不足，将制约广州提升城市能级、进而发展为全球城市。

5.重点技术领域差距明显

除A61K、A61P、G06F领域外，八大城市还在数字信息传输和测试及分析材料两大领域进行了重点布局。然而在这两大领域，广州的PCT专利也表现欠佳。具体来看，在数字信息传输领域，广州仅为深圳的0.71%，东京的2.56%；在测试及分析材料领域，广州仅相当于东京的1.69%，巴黎的6.37%。总体来看，广州在八大城市重点布局的领域基本处于末位，而且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

6.新兴技术领域落后明显

无线通讯网络、信号传输、半导体器件、电池组、图像通讯、数字传输等是当前的新兴技术领域。在无线通信网络、传输领域，广州的申请量分别为深圳的0.32%、0.35%；在半导体器件、电池组、图像通信，广州仅相当于东京的0.69%、0.71%和1.11%。可见，广州机构在新兴技术领域虽然有所布局，但是规模极小，与先进城市相比，几乎不是一个数量级。

综合来看，广州科技创新具有较低的企业依存度、较低的外源机构依存度、相对分散的组织结构、低密度的国际合作水平，整体来看，广州科技创新模式为企业偏弱的独立内生型模式。

三、广州科技创新的政策趋向

虽然说科技创新模式是城市多年来积累的结果，要想在短时间改变难度较大，但对于广州来说，要发展成为全球城市，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未来必须在强化技术布局、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突破，以改变当前企业偏弱的独立创新模式。

1.布局关键技术，政府要成为主导力量

要努力发挥政府整合科技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扮演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性主导力量，政府要在核心技术或重大项目的主要投资者、核心技术攻关的主要规划者、核心技术攻关的主要组织者和科技攻关的主要监督者。

2.关注未来市场的潜在需求，实施突破式创新

基于当前市场显性需求的创新往往是渐进创新，而基于未来市场潜在需求的创新可能是突破式创新。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对于突破式创新项目，要采取战略控制方式而非财务控制方式，即不能以短时间的经济效益指标、指定技术成果作为基础研究与应用性基础研究的考核内容，应当给予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更大的研究自由度，不干涉具体研究过程，保持足够的耐心。

3.发挥隐性知识优势，推动隐性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品包含高度的隐性知识，其创新过程是企业和客户的交互式学习过程。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的支持适应性地、循序渐进地延伸到服务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比如，支持以服务业相关学科为背景的知识转移项目；提供咨询和职业培训，对小企业的培训提供税收抵免，以提高职员的创新管理技能等。

4.发挥商贸优势，推进产品创新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是检验创新活动和商业新理念的重要市场。迎合消费需求的产品，在进入市场后迅速获得成功，不被认可的产品也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淘汰或是返厂继续改进，生产和消费间的快速互动促进了产品的创新和改进。广州要搭建市场需求研究平台，发布基于大数据的重点产品市场指数等，强化广州检验创新产品的实验市场功能，以此推动产品创新。

5.以企业为根，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

广州的机构集中度偏低、企业的主体地位不高、几乎没有世界领先的创新型企业，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广州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缺乏创新能力领先的大企业。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着力点是通过提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来扶持企业做大做强，以打造成世界级的创新企业。当前的关键是要克服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支离破碎的建议与支持服务。

6.培育挑剔的消费者，促进产业创新

广州要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培养挑剔的消费者。像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一样，制定消费者发展的五年规划，或者把消费者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之中，以政府的强制力推广实施，倒逼企业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