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评论  2025年7月30日  作者：孙占卿 

高度同质化将严重压缩城市发展空间，破坏产业赛道，并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造成窒息性影响。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放大效应”基于两点预设：区域异质性和无摩擦产业环境。而在同质化发展模式下，城市间的零和博弈将加剧资源碎片化，导致产业赛道拥挤不堪、重复建设泛滥，最终陷入“无利润繁荣”的僵局。这不仅削弱了市场分工细化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潜力，还将放大地方保护主义壁垒，阻滞要素自由流动与规则统一，动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抑制其从“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型，并威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统一大市场：区域异质性比较优势是关键内因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推动的一项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变革，其愿景在于，通过拆除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让商品、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超大规模市场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放大区域比较优势，推动技术、投资网络扩散，增强经济韧性和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统一大市场有三个基本要素：异质性的区域比较优势、低摩擦的交易环境和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前两者分别表示市场中要素和潜在动力、市场的机制特点，大市场则为前二者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形成正反馈循环的足够空间，促进从分散化市场向一体化体系的转型。

一是异质性的区域比较优势。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比较优势，为专业化分工和优势互补提供潜在动力，推动生产要素遵循效率原则进行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扩散，避免低水平均衡陷阱，支撑统一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低摩擦（统一）交易环境的建构。大市场的统一性在于有效降低流动成本，通过标准化规则（如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减少制度性摩擦，确保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跨区域流动顺畅，促进技术扩散和投资转移，实现区域间优势的互补与升级，每个地区都可以在这种互补中获益，并在“均衡—打破—再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升级。

三是规模足够大的可以容纳丰富差异性和持续再均衡的市场。小规模市场就像几个连起来的水塘，壁垒消除后，区域差异性也迅速消失，市场升级的动能随之消失；超大规模市场如同海洋，局部均衡生成的同时，部分要素甚至整个局部又会被纳入不同洋流中，形成新的差异化格局。

三者当中，异质性的区域比较优势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内因。大市场是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容量，是自然禀赋；低摩擦交易环境是大市场的机制特点，也是国家大力推进的改革重点。区域差异性和比较优势是国内大循环内容和动力机制。

如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正面临一个巨大的“隐忧”——当市场中参与者发展思路和模式日益趋同时，统一大市场的逻辑可能发生逆转。在一个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的经济体中，要素的自由流动非但不能促进专业化分工，反而会加剧同质化竞争。

二、跟随+规模：模仿性发展消解差异化比较优势

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腹地，城市产业规划高度雷同，产业政策竞相追逐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少数几个“风口”，一个模式成功马上有无数个模仿者跟进。当创新快速被大规模模仿淹没，“紧跟”加“规模优势”就成为城市竞争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经济发展模式趋同，不仅从内部削弱了城市基于自身禀赋的比较优势，更在宏观层面放大了全国性的资源错配与效率损耗风险。

(一)战略规划“大而全”：规避风险下的集体模仿与结构性同质

现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甚至地方立法，如果把名字盖上，几乎辨别不出来：几乎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都将“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将高科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头号工程。

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与舆论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地方决策者面临着“选择恐惧”。选择一条已被验证的“成功路径”，远比探索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基于本地禀赋的差异化道路更为“安全”。然而，当所有参与者都选择最安全的路径时，赛道便会极度拥挤，导致规划的“泡沫化”与竞争的“白热化”，最终抑制了城市的长期增长动力。

当“求稳”成为集体潜意识，城市发展陷入集体模仿的泥沼。这种行为不仅源于风险厌恶，更深受官僚文化中“强调合规而非创新”的专业规范影响。四平八稳的思维模式导致发展路径固化于“低创新均衡”。这种对经典模式的习惯性对标，使得城市难以实现从模仿到原创的跨越，最终削弱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结构调整能力，加剧“内卷”式竞争的困境。

(二)产业布局“一窝蜂”：政策红利遮蔽创造性破坏机制

从光伏、锂电池到新能源汽车，热门产业的“风口”之下，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一窝蜂”式投资与重复建设的“资源黑洞”。

以光伏产业为例，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导致产能急剧扩张，甚至“超全球新增需求一倍”，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一度不足60%。锂电池行业同样面临结构性过剩，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上半年跌至60.5%的历史低点。许多城市的产业规划看似面面俱到、布局精细，涵盖了从基础制造到前沿科技的多个领域，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在实际操作中追逐热点、一哄而上。

例如，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概念迅速兴起，短短数月内，全国上百个城市便纷纷宣布布局低空产业园或相关政策，重复投资低空基础设施和无人机制造，导致资源分散和低效竞争。这种“规划精细却执行跟风”的悖论，源于规划脱离市场实际，更多服务于短期政绩而非长期生态构建，最终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产业泡沫。

强大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仅形成巨大的本行业“红利”也挤占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和资源，通过自上而下的传导，导致各地竞相涌入少数“风口”产业，如电动汽车和光伏，而非基于本地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布局。其结果是，资源在不同城市间重复投入到相同领域，形成集群式的“内卷”竞争，而非自发生成的生态互补。

从熊彼特创新理论视角看，这种政策导向抑制了“创造性破坏”    的潜力，将企业家精神束缚于既定赛道，限制了对新兴颠覆性领域的探索，使城市陷入成熟产业的模仿循环，难以通过技术跃迁打破同质化，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增长效率，并固化了发展路径依赖。

(三)模式复制“一刀切”：“有形的手”扭曲创新生态

当前产业创新较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的“投资基金”，政府资金天然的“风险厌恶”特点，决定了资源优先流向低风险项目，排斥高不确定性的创新（如前沿科技），资源集中阻碍“创造性破坏”的融资机制，缺乏新进入者打破垄断或同质格局，抑制了企业家驱动的颠覆创新，降低了创新组织的多样性。

各地投资资源流动机制的相似性趋向，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的“真空化”。当企业习惯于在政府设定的“温室”中生存，其内生的创新动力和抵御市场风浪的能力便会萎缩，形成严重的“补贴依赖症”。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却未能培育出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反而可能因为过度干预而“误伤”那些遵循市场规律而默默耕耘的创新型小企业。最终，当补贴退潮，留下的往往是一片狼藉和财政隐忧。

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机制的失灵。在同质化竞争中，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如补贴、土地优惠）往往扮演了“逆向筛选”的角色。它们保护了本应被市场出清的低效企业，阻碍了“破坏”过程的发生，同时又通过补贴催生了大量缺乏核心技术的新进入者，使得“创造”过程也变得廉价而低质。其结果是，整个行业陷入了低水平的存量博弈，低水平建设成为唯一参与竞争的手段，最终导致全行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侵蚀。

三、统一大市场：必须警惕“效率加速”变为“内卷翻倍”

如果放任同质化发展逻辑泛滥，统一大市场可能从推动中国经济“效率加速”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变成加剧低水平竞争、导致“内卷翻倍”的修罗场。

(一) 博弈的理论基础：统一市场作为“放大器”的双刃剑

统一大市场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放大区域间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各区域的正向升级。然而，这一逻辑的成立，其前提是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这一前提被同质化侵蚀，统一大市场的博弈格局便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通过拆除地方保护壁垒，本意是促进竞争、提升效率，但在同质化的背景下，它反而移除了区域间最后的“防火墙”，使得这种基于模仿的零和博弈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无阻，竞争烈度被急剧放大。在低交易成本环境下，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产生向具有初始优势的地区集聚，形成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和新一轮的比较优势。

然而，这一过程的动力来自区域间的差异性比较优势，当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比较优势消失时，要素流动便不再是互补性的，反而演变为在同一赛道内的竞争性“挤出效应”。

同质化背景下，统一大市场非但不能成为激发“创造性破坏”的催化剂，反而可能因加速同质化竞争，将经济锁定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下行区间，陷入“由大到卷”的困境。

当多数地区都倾向于采取已被验证的“成功”产业模式时，相同的“理性”策略便会导致集体非理性恶果：资本和人才非但不能在不同区域间形成有效分工，反而会涌向同一个过热的领域，加剧资源的错配与浪费，造成产能严重过剩，最终引发恶性价格战，侵蚀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 。

(二) “内卷翻倍”的负面路径：同质化建设的自我加固

若发展同质化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破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将大概率滑向“内卷翻倍”的负面路径，其后果将是资源配置的深度碎片化与宏观经济的系统性脆弱。

在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局部性的过度投资可能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资源碎片化。一个地区的过剩产能可以毫无阻碍地冲击其他所有地区的市场，导致价格信号失真。以光伏和锂电池这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其发展轨迹为我们提供了触目惊心的警示。本可用于发展其他符合地方禀赋的特色产业的宝贵资本、土地和人才，被悉数卷入这几个全国性的“风口黑洞”，使得任何地区都难以在这些领域建立起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不仅阻碍了多元化、有韧性的国家产业生态的形成，更在宏观层面孕育着巨大风险。

同质化建设以“路径依赖”取代统一大市场的差异性比较优势，对国内大循环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健康的大循环需要各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形成有效分工、互为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同质化竞争导致的“内卷”使得国内市场成为一个低水平、低利润的“红海”，消解统一大市场的区域差异性根基。

同时，    。出于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补贴或行政干预等方式为其“续命”，阻止市场化出清，这种干预又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信号，加固了重复投资路径。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失效，不仅会破坏大市场的“统一性”，也为系统性风险累积提供了隐蔽空间。

四、破解发展同质化的对策建议

尽管“内卷翻倍”的风险迫在眉睫，但统一大市场的“效率加速”潜力同样巨大，关键在于能否扭转同质化趋势，恢复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只要各地区能够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发展，统一大市场这一“放大器”将催生出强大的正反馈循环。

(一) 制度改革：重塑决策机制，打破集体模仿陷阱

同质化发展的根源在于驱动地方政府行为的深层激励机制。因此，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必须从改革这一“游戏规则”入手，重塑地方政府的决策逻辑。

首先，必须对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模式进行深刻改革。建议引入一套差异化、多维度的绩效评估体系。该体系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如重点开发区、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等）设定不同的考核权重。例如，对生态功能区，应突出其在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贡献；对科创中心城市，则应侧重于原始创新、技术溢出等指标。这种差异化的“指挥棒”能够有效引导地方官员从“人有我有”的模仿竞赛，转向“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发展，从根本上瓦解集体模仿的制度基础。   

其次，为激励地方官员敢于探索基于本地禀赋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必须建立并落实强有力的容错纠错与澄清保护机制。应明确界定容错的范围和条件，如决策出于公心、程序民主、未谋私利等，并建立由纪检、组织、行业专家等多方参与的透明认定程序，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予以宽容 。这能显著降低地方决策者因“怕犯错、怕问责”而选择最安全模仿路径的倾向，为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模式探索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间和心理保障 。   

另外，应推动单一的上下级考核与横向竞争，转变为一个网络化的协同治理体系，促进地方发展规划从模仿向互补转变。建议建立一个国家层级的区域发展战略协调与信息平台。该平台的核心功能并非下达指令，而是通过提供跨区域的数据分析，对地方自下而上提出的重大投资项目进行评估，为国有大型银行贷款提供参考；组织跨区域合作项目，引导各地区在国家战略的大框架下，科学识别并发展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避免战略“撞车”和资源浪费。，使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真正实现相容。   

(二) 产业政策调整：引导差异化布局，激活创造性破坏

产业政策必须从当前这种催生“一窝蜂”投资的模式，转向更加注重市场规律、旨在培育健康产业生态的精准引导模式。其核心是从“扶持壮大”转向“激活创新”，从抑制“破坏”转向宽容“创造性破坏”。

第一，优化产业政策的引导方式，从“撒胡椒面”式的普惠性补贴，转向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滴灌”。政府应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构建动态的“产业地图”或“产业大脑”，将地方的资源禀赋、产业链短板与国家战略需求、全球技术前沿进行智能匹配。产业政策的扶持应聚焦于那些具有真实比较优势且符合长远战略的领域，而非盲目追逐所有“风口”，从而避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对少数几个热门赛道的重复投入。   

第二，必须建立市场化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以激活“创造性破坏”。针对光伏、锂电等行业已然形成的严重过剩，政府的首要职责不是“兜底”，而是为市场出清创造条件，让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能够有序退出市场或向相近领域转型，释放其占用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宝贵资源。同时，必须配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职工再就业培训体系，解决好“人到哪儿去”的问题，以此化解地方政府因维稳压力而干预市场出清的核心顾虑 。   

第三，设立面向企业的产业科研基金。为解决政府资金天然“风险厌恶”的弊病，应设立专门的基金，以风险投资的模式运作，专注于支持那些高风险、高不确定性，但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早期技术和初创企业。这类基金的考核标准不应是短期盈利或本地投资回报率，而应是其在培育源头创新、催生新产业赛道方面的长期战略价值。这将有效弥补当前创新生态中对“从0到1”支持不足的短板。   

(三) 优化资源分配：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增强创新多样性

创新生态的活力源于其多样性。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导致了创新路径的单一化和风险偏好的趋同化。为此，必须让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首先，应深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核心在于“去行政化”，引入真正的市场纪律。例如，强制要求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私营风险投资（VC）跟投，以此作为项目市场价值的“试金石”。同时，应弱化对基金管理机构关于本地返投比例等行政性考核，转而建立以长期投资回报和战略性技术突破为核心的专业化评估体系，减少地方政府对具体投资决策的干预 。 

其次，大力培育和发展独立的私营风险投资生态。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由多元化、相互竞争的风险资本构成的金融市场。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简化监管等措施，为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创造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只有当大量不受行政指令影响的私营资本能够自由地寻找并投资于它们认为有前景的创新企业时，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多样性才能被真正激发。

为促进创新资源的普惠共享，应加快建设全国性的跨区域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覆盖全国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高价值专利数据库、高端人才专家库等共享网络。这可以有效降低中小城市和初创企业的创新门槛，让创新要素在统一大市场内更加顺畅地流动和高效地配置，避免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从而真正放大统一大市场的低摩擦优势 。   

(四) 保障措施与长效机制：监测评估与协同治理

上述改革的落地与持续，需要一套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作为保障，要求从传统的、静态的规划管理模式，转向更加动态、数据驱动的协同治理模式。

第一，建立全国产业同质化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这是一个动态的、前瞻性的“经济体检”系统。该体系应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追踪各地区、各行业的投资流向、产能扩张、企业注册、专利布局等海量数据，自动识别产业布局过度集中的风险信号。通过构建国民经济的“数字孪生”模型，甚至可以对不同产业政策进行仿真推演，预判其可能引发的同质化风险，从而使宏观调控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防范” 。   

第二，强化中央的统筹协调与法治保障能力。统一大市场的“统一”二字，关键在于规则的统一执行。必须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行为的监督与纠正能力，确保《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顶层设计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对恶性价格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第三，持续对标并借鉴国际先进治理经验。例如，欧盟在处理区域发展与市场统一方面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其“智能专业化战略”（S3）通过鼓励各地区进行自下而上的“企业家探索过程”来发现自身优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跨区域合作平台避免重复投资，是平衡区域自主性与整体协调的成功范例。同时，其严格的“国家援助”规则也为我们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防止其扭曲市场竞争提供了有益的制度参考 。   

破解发展同质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现行的政府激励机制、产业政策范式和资源分配模式进行一场深刻的、协同的改革。唯有如此，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真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而非放大内卷式竞争的陷阱。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治理的挑战，更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升级。

("IPP评论"微信公众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