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评论  2025年7月24日  作者：孙占卿   

导语：

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幅引人深思的悖论图景：一方面，一些特定产业（如电动汽车和外卖行业）在增长指标上领跑全球，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活力和扩张势头；另一方面，这些产业内部却深陷于一场“价值摧毁式”的恶性竞争，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呈现出“无利润繁荣”的窘境。这种现象，被广泛地称为“内卷”。

中国经济急切需要一条清晰的路线图，引导其摆脱低质量、零和博弈的内卷泥潭，迈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多方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供应链压榨”下的“无利润繁荣”

内卷”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用于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水稻农业模式。他发现，在人口压力下，当地农业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使耕作方式变得日益精细复杂，但这种内部的复杂化并未带来人均产出的显著提升，即陷入了一种没有突破性发展的自我循环。社会学家黄宗智则将此概念应用于中国近代农业史研究，将其精炼地定义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一种数量扩张但效率和结构并未优化的停滞状态。

传统的“内卷”分析多聚焦于同一环节的横向竞争。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产业内卷是一种典型的“多人囚徒困境”，每个参与者（企业）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采取看似理性的策略，例如降价以抢占市场份额。当所有参与者都采取同样策略时，结果将导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纳什均衡”——“不降价即出局”的恶性循环。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内卷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极端体现。当技术或商业模式等生产方式保持不变时，持续向一个封闭或饱和的系统内追加同质化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产出（如利润、效率）会不断下降，甚至变为负数。

然而，当前中国产业内卷呈现出一个更为严峻的新特征：自上而下的“供应链压榨”——终端市场的价格战压力，不再被某一环节吸收，而是像冲击波一样，高速、无衰减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

这种压榨表现为：

一是利润转移与挤压，终端品牌为了在价格战中生存，会利用其市场地位向上游供应商施压，要求降低采购成本、延长账期，甚至转嫁补贴成本。

二是风险全链条化，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技术路线不确定的风险，都被最大程度地推给了议价能力较弱的上游中小型供应商。

三是生态脆弱化，长期的压榨导致供应商利润微薄，无力进行研发投入和技术升级，最终导致整个产业生态的创新能力枯竭和多样性丧失。

当前的产业内卷是一种以“供应链压榨”为核心机制的系统性价值摧毁过程。在此过程中，终端市场的低质量同质化竞争，通过产业链条高速向上游传导，迫使全链条的参与者为获取递减甚至为负的边际收益而投入不断增加的资源，最终导致整个产业生态的利润崩溃、创新停滞和多样性丧失。

     两个“供应链压榨”的案例：电动汽车和外卖

2025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和外卖行业成为中国经济活力与困境的缩影。它们一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和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却深陷内卷的泥潭，成为“无利润繁荣”的典型代表。

（一）电动汽车：一场高速驶向谷底的竞赛

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数据引人瞩目：整体汽车产销量首次在半年内双双突破15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和出口量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6月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3689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0.27%。5月份，新能源车在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渗透率高达52.9%。出口方面，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106万辆，同比猛增75.2%，显示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然而，在这片繁荣景象之下，是整个行业惨淡的财务状况。激烈的价格战导致行业利润率持续下滑。2024年，汽车行业整体利润率仅为4.3%，远低于工业企业平均水平。进入2025年，情况进一步恶化，第一季度利润率已降至3.9%。这种“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体现。这场利润危机并非仅限于整车厂，而是通过“供应链压榨”迅速传导至全链条。

整车厂的低利润率（3.9%）与头部供应商的高利润率形成利润分配极度不均的鲜明对比。以行业龙头宁德时代为例，其2025年第一季度的综合毛利率高达24.4%，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2.9%。

这揭示了供应链内部权力的巨大差异：拥有核心技术和规模优势的“链主”企业，不仅能抵御来自下游的压力，甚至能将成本压力转嫁给更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或通过技术锁定和产能绑定，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

垂直整合形成的生态封闭消解了传统上凝聚于不同环节的创新空间。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和保障核心部件供应，各大整车厂纷纷加速垂直整合，自研自产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

2025年1-4月，车企自制的电池包（PACK）份额已突破50%。这种趋势虽然短期内能帮助个别企业控制成本，但长期来看，它导致了供应链生态的封闭化和多样性的丧失。独立的第三方零部件供应商生存空间被挤压，市场从开放合作走向封闭内循环，阻碍了技术的外溢和整个行业的协同创新。

内卷不仅体现在终端产品的价格和配置上，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全链条的创新枯竭。

一是核心零部件同质化，在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领域，技术路线趋同，产品性能差异缩小，逐渐沦为“标准品”。这使得整车厂难以构建基于核心硬件的差异化优势。

二是“智能化”下半场的同质化，不仅各家方案在硬件配置（如芯片、屏幕数量）和基础功能上大同小异，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也迅速陷入了新的同质化竞争。竞争焦点从“创造独特的、有价值的用户体验”迅速滑向“堆料”。

电动汽车行业的内卷，本质上是一场“成熟度危机”。行业已经基本解决了“电动化”这一核心问题，导致产品在基础性能陷入高度同质化困境，而被视为代表未来的“智能化”，却由于缺乏明确技术路线，导致厂商裹足不前。因此，这场内卷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行业被困在“同质化的当下”与“不敢探索的差异化未来”之间的阵痛表现。

（二）外卖：“百亿补贴”的黑洞

2025年，沉寂已久的外卖市场因京东的高调入局而再起波澜。京东以“百亿补贴”和“0佣金”为武器，向美团和饿了么（阿里巴巴旗下）的固有格局发起猛烈冲击。两大巨头被迫应战，淘宝闪购宣布投入500亿补贴，一场史无前例的“补贴大战”全面爆发。

这场看似让利于民的战争，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参与者造成了深远的、多为负面的影响。

平台方陷入巨额亏损。分析显示，在补贴战最激烈时，三大平台均处于“每单亏损”的状态。美团高管直言，激增的订单量绝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泡沫”。据估算，三大平台单月烧钱总额可能高达250亿人民币，这对任何商业模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商户（餐饮企业）成为压榨的直接承受者。平台为了维持补贴，往往要求商户共同承担成本，或通过提高佣金变相转嫁压力。许多商户陷入“订单越多，亏损越多”的困境，单杯饮品利润不足1元，甚至亏损。这严重扰乱了商户正常的堂食经营秩序，并对中小微餐饮企业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

压力最终传导至上游供应商。餐饮企业为在价格战中生存，被迫向其上游的食材、包材供应商压价。例如，餐饮业的价格战直接导致了奶酪等原材料供应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这种压力传导，使得整个餐饮供应链的利润都被“压榨”殆尽。

消费者与骑手面临巨大不决定性。消费者尽管可以在短期内享受到“3.9元咖啡”等超低价福利，但长期来看，商户为压缩成本可能偷工减料，导致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下降。混乱的订单系统也给外卖骑手带来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

“补贴战”的破坏性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分别于5月和7月两次对三大平台进行行政约谈，要求其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停止恶性竞争，回归理性。这标志着监管层对平台经济“烧钱换市场”模式的容忍度正在降低。

外卖行业的补贴大战并非真正围绕餐饮配送的经济学展开，它更像是一场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京东作为电商和物流巨头，其入局的核心动机并非在外卖本身盈利，而是为了占领本地生活服务这一战略要地。

这场战争中产生的非理性巨额亏损，如果孤立地看待是无法理解的；但如果将其视为在对手核心领域获取用户、建立桥头堡的战略性“客户获取成本”，其逻辑便浮现了出来。这重新定义了外卖行业的内卷：它并非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在更大规模的平台战争中，被当作一种蓄意使用的、破坏性的战略武器，其代价被外部化到了具体的餐饮行业及其中的小微商户和骑手身上。

内卷驱动的恶性循环和治理困难

电动汽车和外卖行业的案例并非孤例，它们共同指向了驱动中国产业内卷的系统性根源。这些根源盘根错节，涉及经济结构、产业技术、资本行为和政策环境等多个层面。

（一）产业内卷的多维根源

一是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吸引了大量“无耐心资本”。中国巨大的、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为企业和资本描绘了一个“赢家通吃”或“赢家通吃大部分”的诱人前景。这种预期使得企业愿意为争夺未来的主导地位而承受巨大的前期亏损，也吸引了海量短期资本的涌入。这导致企业的考核指标倾向于短期化，过度关注用户增长、市场份额等指标，而非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助长了“烧钱换增长”的模式。

二是追赶者“后发劣势”带来的产能过剩与产品同质化。中国在应用创新和流程优化方面表现卓越，能够快速将现有技术商业化。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许多行业（如电动汽车）积累了大量产能。同时，快速的模仿速度使得创新产品或商业模式的先发优势极易被后发者侵蚀，竞争者迅速跟进，最终迫使竞争回归到最原始的维度——价格。

三是垂直整合抑制全产业链创新。如前文案例分析所示，创新乏力并非仅限于终端产品，而是弥漫于整个供应链。从上游的材料、核心零部件，到中游的制造工艺，再到下游的商业模式，都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这种系统性的创新贫乏，使得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壁垒来抵御价格战的侵蚀。

四是单一化的产业政策导向。部分产业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可能过于集中于支持特定的技术路线或少数“冠军”企业，导致资源过度涌入单一赛道。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对特定类型电池或智能化方案的过度倾斜，可能会无意中压制了其他技术路线的探索，造成供应链多样性的丧失和结构性失衡。这种“押宝式”的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催生规模效应，但长期看削弱了整个产业生态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五是监管框架仍待完善。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早已存在，但其在应对数字平台经济中快速迭代的新型竞争策略（如大数据杀熟、掠夺性定价）时，执法和释法仍在不断完善和演进中。监管从“道义劝说”（如约谈）向更具约束力的规则化执法的转变，仍处长进行的过程中。

（二）自我加固的恶性循环

内卷的多维根源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驱动产业内卷，且自我加固的恶性循环，增加了治理难度。超大规模市场的诱惑和单一化的产业政策吸引了大量“无耐心资本”；资本助推了以抢占市场份额为首要目标的激进战略，导致产能过剩和全链条的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和产品同质化使得价格成为最主要的竞争武器；价格战通过供应链压榨机制传导至全链条，使得企业无法实现盈利，更加依赖外部资本输血；对资本的依赖，反过来又验证了资本密集、份额优先战略的“正确性”。

内卷形成机制的自我推动、自我加固机制，决定了仅仅针对循环中的某一个环节（如仅限制价格战）的干预措施，很可能收效甚微。

（三）治理政策的两难取舍

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卷现象，中国政府在2025年上半年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呈现出“需求端刺激”与“供给端规制”双管齐下的特点。然而，这两套组合拳之间，却存在着“油门与刹车”并用的悖论。例如政府一边多次公开表态，严厉谴责行业内的“内卷式”竞争和“没有底线的价格战”；另一边“以旧换新”等大规模补贴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强劲的需求，反而又可能引爆新一轮的价格战。

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更高的协同性与一致性，不仅要刺激需求，更要主动塑造和引导竞争的性质，确保新增的需求能够导向高质量、而非低价格的竞争轨道。

通往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破解产业内卷，并非要消灭竞争，而是要基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核心原则，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提升竞争的维度，破解内卷困局。

一是从鼓励短期市场份额扩张，转向奖励长期价值创造，培育“耐心资本”。推动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改革。例如，为投资周期长、专注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税收优惠；调整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审核标准，在关注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给予技术创新能力、可持续盈利模式和产业链带动效应更高的权重。

二是引导产业从同质化的终端产品竞争，向价值链上游和高端环节战略性攀升。借鉴日本在半导体终端市场失利后，通过深耕上游，垄断了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等核心材料和部分关键设备的经验，制定国家级战略，推动电动车行业集中力量在下一代电池技术（如固态电池）、车规级高性能芯片、底层操作系统和核心算法等上游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建立难以被模仿的价值链壁垒。借鉴韩国造船业通过放弃低端订单，专注于LNG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重获全球竞争力的案例，鼓励企业向专用化、高端化发展，如电动汽车企业向自动驾驶物流车、豪华智能电动车转型；外卖行业向高利润的B2B供应链服务、专业化冷链物流、高价值商品即时零售等领域拓展。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生态培育，支持差异化和基础性创新。政府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侵权和模仿的成本，使投入真金白银进行原创研发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商业选择。深化“官产学”协同攻关，借鉴日本经验，设立国家级重大专项，聚焦解决产业共性的基础技术瓶颈（如通用自动驾驶大模型、新材料），而非仅支持应用层的增量改进。支持企业拥抱开放生态，鼓励企业在非核心、非差异化的底层技术平台（如操作系统、基础云服务）上进行合作，减少重复投资，将竞争资源集中在能够创造独特用户价值的上层应用和服务。

四是建立清晰、可预期且严格执行的竞争规则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从补贴生产者转向补贴消费者，加强市场对产品和技术的选择作用。将主要的财政补贴从生产端（如直接补贴车企）转向需求端（如“以旧换新”补贴、充电桩建设补贴）。

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从扶持少数龙头企业，转变为创造一个公平、开放、鼓励创新的竞争环境，减少选择性的产业扶持，加强普惠性的政策支持，如对所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统一的税收抵免，而非只针对特定项目。政策资源应更多地向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和“卡脖子”环节倾斜，而非补贴已经成熟或即将过剩的产能，从支持产能扩张转向支持前端创新。监管应从反应式的“约谈”和道义劝说，转向主动的、基于规则的执法。对低于成本的倾销、掠夺性定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有法律进行严厉处罚，形成有效震慑。

五是重塑产业政策，构建多元化供应链，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多样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等薄弱环节，进行系统性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鼓励供应链多元化，在政策层面避免对单一技术路线的过度偏好，鼓励多种技术路径并行发展，为供应链保留更多的选择和备份，防止因技术迭代而出现“全行业踏空”的风险。

培育健康的产业生态，除了支持“链主”企业，还要关注和扶持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供应商，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健康生态，防止因过度垂直整合导致的市场封闭和创新活力下降。对电动汽车等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制定精细化的全球化战略。提供更精准的地缘政治风险预警、贸易壁垒应对指导和多元化供应链金融支持，支持企业从简单的整车出口，转向深度本地化运营，包括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建立独立的品牌形象。

结论

当前在中国部分关键产业中蔓延的“内卷”，是一种经济转型期症候，它暴

露了旧有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同时也为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变革的压力和契机。

因此，破解之道，不在于压制竞争，而在于升维竞争，通过将企业家的巨大活力与一个更具前瞻性、更为精细化的国家产业战略相结合，引导产业摆脱自我消耗的内卷循环，进入一个创新驱动、价值引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演化轨道。

《IPP评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