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  2023年6月18日  作者：梁凤莲

文学创作的扎根性与超越性，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每一代的写作者，每一个不同年龄段躬耕其中的劳心劳力者，显然都得去探寻与追问这样一个写作何为的核心话题。

作为珠三角的重要城市，同时也是岭南文化重镇的佛山，无疑与广州一样，是一个移民大城。新岭南人如何面对第二故乡的居停生活、情感碰撞、发展前景，尤其是如何面对无用之用的家园情怀，何以积累、何以沉淀、何以归栖？这不仅考量着新的岭南文学呈现的整体面貌，更关乎着岭南如何被新一代的写作者去描述、彰显、树立起一个更鲜活的区域形象、城市形象，以及更立体和多元的饱满的生命体。

所以，地域性文化无处不在，就是立足于脚下此在的土地、空气和生态格局，对地域文化认识与了解，通过融会贯通而生成的创作，不仅是新的也是旧的岭南人舒展自如、踏实稳健、抽枝长叶的必由之路。抽离了地域文化的写作，不是架空的虚拟，就是冲突与感应对峙的徒手力搏。不能扎根，就很难契合地缘地貌的肌理品相，再不然，也只是格局太小的自怜自赏，于山川土地不过是过眼云烟。

盛慧扎实沉稳的创作成果，实实在在地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与土地故园相连，与情感共鸣相通。如同他在《大湾的乡愁》后记里引用的：“我知道，对我来说，这一刻的意义非同寻常。从此以后，我的内心深处已经完全认同了这里的文化，从此以后，生养我的江南和我定居的岭南一样，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而完成了他的写作取向与心灵归栖的重新定位，开启了全新的生长之旅。

讲好本土故事

才能讲好天下故事

几百年前，诗人屈大均写下过宣言般的表白：“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用今天的主流话语来讲，就是只有讲好自己土地的故事，才能讲好天下的故事。

而盛慧的写作担当、地域意识，显然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创作理念的传承。当原生的故乡与如今居停的家园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当记忆与现实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当外在世界与内在的感受相互摩擦的时候，写作如何寻回真实的感应？在不远的将来，命运隐匿着什么，变幻的际遇带来了什么？到最后，谁在讲述着此在的故事，或者是我们的故事？这既是一个地域意识的观念问题，更是写作者创作意识转换的关键问题。

关于地域意识的强弱，不外乎三种视角：他者、旁观者、有代入感的置身其中者，由是各有不一样的视点，不一样的认知，自然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应与判断。

在这个节骨点上，盛慧敏锐地整合了自己的优势，开启了文本风格的自我建构，从他的创作成果里，尤其是这十年持续受到关注的几部长篇小说和散文集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分明的轨迹。

融入生活的自觉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仅身在场景中，还是进入生活的细节，也许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进而价值体验。

从生存的层面递进到文化的层面，有一个过度和适应的时间与空间。盛慧在《大湾的乡愁》里是这么陈述的，他说：“一个外乡人真正融入客居地需要多长时间？在我看来，至少十年。这是一个缓慢而又幸福的过程。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了十年以后，我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开始眷恋这里深厚的历史沉淀，开始眷恋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开始眷恋这里的一草一木。”

文化的自觉与精神的反馈，离不开居停过日的衣食住行，反过来，生存的支撑点也离不开对文化的感应与认同，两者是相互作用也是相互成全的。地域的概念不仅仅是扎根立足的概念，也是精神需求的必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融入对居停发展所在地的文化历史的了解与把握当中，才能摆脱漂移感，才能去除异乡人的隔膜，才不再是旁观者的一知半解。

怎么在生活的流变中，钟情于书写，钟情于乡愁，钟情于遇见的不同的文化，从而让自己的笔端留下最动人的时光和难忘的记忆？这对于生存在一个浮躁的特质时段的人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而盛慧显然有足够的定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能成全自己的创作，事因他有足够的耐心，又有绵密的情感，所以，他能用他的文字打捞起记忆里的童年趣味，让生活的每个细节，让口腹之乐的每一种从味道到感悟，都流淌出诗意来。

在他的广受好评的散文集《外婆家》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在他的《大湾的乡愁》里迎面遇见，古建筑的苍桑所积攒下来的细节，折叠在历史记载中的故事，被他用心的一一打开，一一擦拭，二度呈现。

如果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有着众多的手段，甚至是高科技的手段与技巧，诸如数字化赋能之类，不管怎样，我更为相信参与书写与记录这样古老的传播，更有温情，亦更有敬意，更能在人与人之间的手心之间传递掌中的温暖。正如钱穆先生说的：一座城市有多长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下决定了它能够走多远，关键在于这里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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