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强国 广州学习平台 2020-02-18 作者：张强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疫情严重搅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近十年来先后出现的H5N1流感、Zika、MERS等外部输入性病毒传染疫情不同，新冠病毒疫情源发于国内，然后向全球扩散，并很快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国际形象及经济社会运行均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就此而言，与之相若的是17年前同样源发于国内的“非典”疫情。综合比较两大疫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许对广州市接下来的防控工作会有一些借鉴意义。

一、“新冠”与“非典”疫情的多维比较

新冠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确有相似的一面：两大疫情都起始于前一年的年底，感染病毒均呈现冠状特征，且都来自于某种野生动物体内，两种病毒的相似度超过了85%，致病类型均为肺炎。但另一方面，两大疫情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远大于非典

从实践对比看，虽然新冠的综合病死率较低（2%），远低于SARS（9%）和MERS（35%），表明其毒力远不如SARS，但新冠的传染性很强。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初步研究显示，新冠病毒R值约为2.92，另一权威研究则揭示R值超过4，而非典的R值只有1.77，这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及传播力大大高于SARS。据统计，从武汉1月10日正式确认新冠疫情开始，在不到20天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31个省区，即使连雪域高原的西藏也未幸免，而非典从头到尾仅传播至24个省区；截止2月10日，国内新冠病毒肺炎确诊人数超过4万人，已相当于非典时期全国确诊人数（5300人）的8倍多，且该数据还在不断增长中。新冠疫情的强传染性，导致我国历史上首次启动国家一级响应，而许多地方也先后实施“封城”、“封路”、“封闭管理”等前所未有的罕见举措。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

2003年的非典对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增速仅比正常时期下落1.5 个百分点，其中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受冲击较大，而工业、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微不足道。更为重要的是，受人口红利和全球化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非典，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波及范围远超“非典”，新冠在短期内就传遍全国，涵盖了我国计划所有经济发达区和经济强市，而普遍实施的“封城”“封路”等措施则进一步让经济活动几近停滞；二是受损程度远超非典，非典时我国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58%）为主，而今天第三产业已占主流（54%），重大疫情爆发一般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远大于第二产业，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中电影、旅游、餐饮、会展等行业几乎“全军尽没”；三是对外向型经济打击远超非典，非典时我国刚刚“入世”，对国际经济依赖度不大，而今天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向型经济占比已很高，新冠疫情爆发所引发的国际上“断航”、“限流”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重创，将大大超过非典带来的经济损失。

新冠疫情的外部环境更为不利

非典爆发时，正值全球化带动的经济繁荣，而我国也正处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叠加“入世”后的全球化红利，加之美国因911事件也需与中国合作，因此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明显的上升期，疫情产生的负效应很快就得到对冲与消化。如今，逆全球化泛起，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并逐步扩展至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中国经济本身又处于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不断下行中，此时突发新冠疫情，无异于雪上加霜，特别是在疫情后的恢复阶段，其难度与时长也将大大超过非典时期。

新冠疫情的物质保障更为强大

应对重大疫情需要强大的物力保障。非典时，我国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而今天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国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2019年，中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破1万美元，约为非典时的10倍以上，这为我们应对新冠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新冠疫情的科技手段更为先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成功崛起，我国在科技上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在传染病防治、呼吸科、生命支持技术上成效斐然，不仅拥有全国著名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还涌现出浙大附属第一医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一批高水平医疗科研机构。非典时，国内仅仅在确定病原体上就争执了几个月之久，而此次我国科研人员仅用两周就确定了病毒，试剂盒也很快被研制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确诊效率。同时，抗疫药物及诊疗手段也迅速取得突破，广州、上海、杭州的几个权威研究团队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先后筛选出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手段和药物名称。

新冠疫情的应急反应更为迅捷

非典时，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应急机制很不健全，导致疫情防控中存在诸多混乱、失误甚至出现了二次蔓延的糟糕态势。好在一方面天气帮忙，气温很快升高抑制了病毒的大范围传播，另一方面病毒的传染性也没有那么强，事态很快受控。鉴于非典的经验与洗礼，这次新冠疫情的应急反应无疑更加迅捷及时，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就作了重要指示，中央在疫情发生不久即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权威专业机构也很快确认了病原体，这与非典时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地方上，浙江、广东、湖南三省仅在疫情发生不久就启动了一级响应，不少省市还采取了公交停运、封城、封路等史无前例的严厉措施。非典时，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建成基本上是在第一起病例的半年后，而本次在第一起患者发病后仅一个多月，武汉就启动了“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郑州、黄冈等地也开始建设“小汤山”医院模式，这对切断传播链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冠疫情的应对举措更为严厉，但可圈可点

我们看到，针对汹汹而来的新冠疫情，全国上下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网格化军事化管理及一系列超常规措施，包括封城、封路、隔离、断流、延长假期、延迟复工复产等，其核心思路就是全面阻断人口流动和群体聚集，以最小的活动半径来实现传播阻断。应该说，这些都是目前防控此次疫情最有效、最正确的方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我们的应急反应虽比非典时快很多，但应急机制发挥的作用总体有限，许多地方制定的应急预案大多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实践操作性弱。特别是作为疫情发源地的湖北及武汉市，在前期暴露出一系列明显的失误和问题，相比而言，曾作为非典发源地的广东及广州，即使在当年国内应急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其疫情应对与防控也更显水平和担当，这从其确诊病例数对比及较低的病死率即为力证。据统计，截止疫情结束，广州最终确诊非典病例数为1062人，甚至大大低于作为输入地的北京（2521）、香港（1755）；而非典病死率全球为11%，中国內地为7%，香港17%，北京8％，而广州仅为5.1％，为全球死亡率最低的地区，这充分说明广州在疫情防控上还是较为得力的。

二、对广州未来重大疫情防控的启示

广州此次虽然不是新冠疫情的源发地，但在准确把握疫情特点和吸取外地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改善及提升广州应急机制及防控工作意义重大，在后续疫情演化中，要切实防止广州成为第二个武汉。

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多部门、多环节协同联动

重大疫情防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有计划、有组织、有责任、有体系、全要素地联防联控，协调联动。吸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广州在未来疫情防控上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强化多部门沟通和全要素联动，要形成“防、治、控、研、产”协同并举，医疗诊治、药物研制、交通管制、物资保障、社会动员多管齐下、有机衔接的工作格局。

聚焦关键环节，切断传染源与传播链

春节期间，从广州流出人口大约7、8百万人，元宵节后回归人口应至少在5百万人以上。鉴于新冠病毒的强传染性和长潜伏期，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流入、汇集，当务之急是要重视“防”，坚决切断传染源和传播链，这就必须在防输入、防扩散两个层面上下功夫，以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一方面，针对疫情发展，借鉴非典经验，按照“四早”和“三就地”原则（“四早”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三就地”是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另一方面，抓好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的防控工作，对机场、火车站等人群集中场所实行严格消毒，调整学校上课安排，限制举办大型活动，控制跨地区考察和调研，依法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既要防止人员在全城内大范围频繁流动的“大隔离”，更要注重医院、病区、居家等场所的“小隔离”，防止交叉感染。

发力恢复经济，强化政策对冲

针对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超非典，加之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而广州经济又以服务业为主，中小微企业众多，经济受创会更严重。因此，我们在抓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必须着手恢复经济，尤其要考虑对小微企业实施大规模、超常规救助。发力恢复经济，仅仅依靠以往财政放水、投资拉动的粗放老路是不够的，更需体系化的宏观指导和精细化的政策对冲。可以考虑的几个关键点是：聚焦高受损行业，适当减免交运、物流、旅游、餐饮、电影、会展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重点实施对小微企业的大规模救助，扩大财政赤字率，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等费用，给予受损企业更大覆盖面的财政贴息；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适当超前启动基础设施项目；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延长假期及推迟开工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或生活费，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加大裁员现象；积极鼓励发展新商机、新模式，转为危机；探索实施灵活办公、错峰上下班，推行网上办公。

强化科技攻关，持续加大对传染病领域的研究及资源投入

比尔·盖茨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公开预测，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上千万的人口，最大可能是某个高度传染性病毒。在新世纪以来不足20年的时间内，SARS、H5N1流感、H7N9流感、Zika、ME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疫情就连续出现和肆虐，其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高度警示。就我国而言，人口规模大而集聚度高，且拥有世界最多的特大城市，发生重大传染疫情的可能性更大。然而，自SARS平息后，国内与SARS相关的科研工作和药物研发工作大部分都因缺乏经费支持和市场前景而裁减了。考虑到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路径和SARS很相似，试想如果很多研究坚持下来，今天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可能就会有更充裕的科学和医学准备了。因此，吸取历史的教训，建议广州的科研系统要提高对传染病领域的重视程度，持续加大相关科研投入和储备性研究，深入研究各种微生物的起源和进化，研究人类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数学模型，研究疾病基础生物学机理，弄清各类病毒基因序列信息，揭示病毒爆发的早期轨迹，分析病毒在人群中的进化趋势，建立更精确的疾病预警和追踪系统等等，在此基础上，开发药物，制备疫苗，开展临床试验。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与全球研究成果、数据和信息共享

作为一个开放型大国，重大疫情的爆发势必会蔓延至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而此次武汉在疫情初期的低透明度，不仅招致各方谴责，更导致汹汹疫情的防治失控。因此，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医疗救治技术的短期突破，且会提高疫情的透明度，这对减少国际影响也是十分有利的。作为对外开放前沿和富有“抗非”经验的城市，广州应站在国家的高度上，依托其优势机构、学科和团队和，主动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权威机构的项目合作，积极提供临床病例及样本数据，共同开展抗疫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制，互相交流医治手段和方法，推动疫情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有效共享。

倡导健康生活导向，打造、推广“广式生活”品牌

从两次疫情爆发的始点看，它们都与某种野生动物紧密相关，这给我们以共同的沉痛教训：必须要严厉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了，必须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我们人类才能有效切断病毒的传染源。在这里，作为曾深受两次传染疫情伤害的城市，广州应走在全国前列，积极倡导健康、安全生活方式，利用广州人喜饮茶、爱赏花、好旅游、好跑马拉松以及饮食上突出清淡等良好生活习惯，着力树立和打造健康美好的“广式生活”品牌，并推广至全国。尤为关键的是，要利用国际“美食之都”的声誉，在全国率先推出中国饮食安全标准——广州标准，以此遏制滥食野生动物等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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