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看南沙人才发展战略

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广州市新闻发布厅召开“法治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生态集聚国际化高端人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条例》聚焦“引、育、用、留”，突出高层次人才、科技人才等八类群体，遵循能放则放、问题导向、“重心在南沙、合力在部门”原则，明确市一级人才管理职权依法调整由南沙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行使。

发布会指出，《条例》是大湾区向全球人才发出的法治“邀请函”。南沙将以《条例》实施为新起点，扩大高水平人才开放，深化人才发展改革，加快集聚国际化高端人才。

今天，我们邀请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松涛，与您一起探讨《条例》背后的南沙人才发展战略。

问：《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在10月20日的发布会上被称为大湾区向全球人才发出的法治“邀请函”。这部法规的意义何在？

刘松涛：在我看来，这部法规的核心意义是把港澳职业资格互认、企业评价权下放、青年人才集聚、成果转化机制这些探索用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的背景下，《条例》的出台，是中央支持地方以法治手段推进规则软联通的具体体现。这既是对人才流动壁垒的实质性突破，更是制度型开放在人才领域的重要实践。

问：发布会上提到，南沙人才总量已超40万，国际化高端人才三年翻两番，平均每天有104名青年人才加入。同时提出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吸纳超十万名高校毕业生和青年高素质人才。在当下各地“抢人”白热化的背景下，南沙可以依靠什么来持续吸引年轻人？

刘松涛：在我看来，南沙可以依靠自身的“生态引力”来持续吸引青年人才。当下的青年才俊在选择落脚城市时，极为关注“我能在这里把想做的事做成”。南沙手中有三张关键的“底牌”。

第一张是产业场景的牵引力。依托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硬核产业，南沙提供了真实的产业需求。在这里，青年求职者找到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参与前沿领域建设的机会。

第二张是平台网络的支撑力。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全球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以及覆盖企业全发展周期的300亿元“3+N”基金体系，共同构建起一个从求学、实习到创业、融资的完整闭环，让青年人才的创新想法有落地的支点。

第三张是生活服务的黏合力。通过人才公寓、港澳子弟班、国际医疗服务等“一站式”窗口，将青年人才的生活需求整合为系统化的生活保障。

当产业、平台与生活服务形成闭环，年轻人就不再是被行政力量“引进”的对象，而是被生态吸引、主动选择留下来的建设者。

问：在创新人才评价方式上，这次南沙明确提出“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市场化评价模式，把人才评价权、职称评审权更多交给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评价权下放意味着什么？

刘松涛：在我看来，南沙将人才评价权下放给企业，推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市场化评价模式，让用人主体自己评价人才价值。

企业评出的人才，政府予以认可，其评价结果可无缝对接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让“企业盖章”等同于“官方认证”。

这既是对企业用人自主权的尊重，也是创新人才评价方式的关键一步，更是南沙面向大湾区打通粤港澳人才软联通、以市场化方式定义人才的重要突破。

问：南沙提出主动衔接香港“一五”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探索粤港澳人才评价标准衔接互认和执业资格互认。在大湾区“三法域”的现实环境下，规则对接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南沙的探索对大湾区整体又有何示范意义？

刘松涛：在我看来，最大的难点可能会是资格互认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差异。例如，资历比照是入口，解决“谁能进来”的问题，但资历应如何比照？标准对接是门槛，解决“按什么标准进来”的问题，但标准应如何对接？机制衔接是过程，解决“进来之后如何服务”的问题，但机制应如何衔接？这每一个问题都堪称改革的“深水区”。

南沙当前探索的价值在于，其不回避这些深水区问题，而是用地方立法的形式，逐一去试点、去突破。

南沙在今年1月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2.0、高精尖缺清单2.0，认可资格由146项扩至248项，已有406名港澳专业人士在南沙执业。这从表面上看是数字的增长，但数字背后是资历比照规则的细化以及标准对接和机制衔接的落地。这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的背景下，搭建规则衔接之桥。

这件事的示范意义在于印证了中央赋予地方先行先试权限、以法治方式推动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的改革逻辑。南沙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可以复制推广至前海、横琴，乃至为全国其他跨境合作区提供制度模板。应该说，南沙不仅是在为自身引才，更是在为整个大湾区的规则融合探路。

《花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