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2018年11月18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承办的“‘一带一路’与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清华大学、世界银行、印度工商联合会中国商会等相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嘉宾，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背景下，加速推进广州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影响拓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研讨会分为“一带一路”与国际大都市建设的理论创新、“一带一路”与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实践探索、“一带一路”与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广州样本三个专题板块。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在开幕式上做了《阔步迈向新时代建设国际大都市——广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的主旨演讲。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史育龙认为，广州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突出五个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区位优势，传承发展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构建雄厚的城市产业基础，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并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把握好自贸试验区、跨境人民币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制度优势并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原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认为，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要重点突出六大战略重点。第一，解决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机制问题；第二，改善湾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硬件实施；第三，打造广州、深圳、香港、澳珠四个科技创新产业中心，加强四个中心的内在联系、资源共享，增强辐射效应；第四，发挥区位、经济、文化的协同互补效应，形成协调灵活、利益共享的产业体系；第五，促进大湾区产业国际化发展，把对外开放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第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发展湾区内金融合作新平台，推动区域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研究员肖金成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发挥核心与引领作用；构建规模大、产业层次高、辐射力强的都市圈；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具有综合枢纽地位，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国际交往中心，应建设综合科学中心，在综合服务、网络枢纽、科技创新、文化凝聚、开放交流和生态宜居六大功能上进一步增强中心性和引领作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民对广州大都市建设提出五大战略，第一，承载全球城市的内外职，以全球城市为发展目标，强化国际职能；巩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位及增长极作用；加强服务“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设施建设。第二，完善城市空间网络（涵盖主城区、副中心和外围城区），联而不融。第三，区域协作层面，衔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三纵三横，南北双板块”，湾区“南北双板块”的交集即南沙，是湾区中心城市之外的副中心，要进一步凸显南沙作为湾区副中心的核心职能，依托广佛一体化地区紧密联系、双城共筑发展的模式进一步巩固其在湾区的核心地位。第四，职能体系层面，提升广州主城区能级；建设中央活动区；定义面向内外的多个专业化副中心。第五，构建城市级主公共服务中心—城市级次公共服务中心—地区级公共服务中心—组团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四级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中心体系。打造并提升广州“中央活力区”的同时，形成高绩效、一体化的公共中心网络体系。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州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广州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但要对广州发展阶段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前广州内涵外延还没达到成熟程度，综合城市功能与世界发达城市还有很大差距，追赶进程虽然可以缩短，但发展阶段不可逾越,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正处在建设阶段。广州发展过程中面临两大任务，既要补齐现代化城市发展中的短板，还要面向未来新的挑战，如全球化、技术变革和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的重构与发展。人的现代化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需要全方位的深刻的变革。 

他认为广州要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独特优势，广州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体量优势为港澳融入内地提供更大程度的战略纵深，制度的差异可以看做湾区发展的独特优势，更具有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的作用，广州要在遵循市场基础上加深同湾区城市的协同融合，在更高价值链条上进行分工。今年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迈向下一个四十年，广州需要更大程度上改革开放，要理顺改革的逻辑，继续解放思想；明确改革的实质与改革的目标，抓住发展的先机。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国际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市场准入放宽等方面做出更大改革。 

《亚洲银行家》创始人、主席Emmanuel Daniel（以理）指出，人、贸易、信息、资本等构成了国际大都市的主要成分，当前社会已进化到“网络”阶段，以业余化、开源、个性化特征的企业将在此背景下大量兴起。他认为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香港、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是偶发性金融中心，他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要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并与城市的历史优势结合起来。 

（经济日报 记者：庞彩霞 责编：张苇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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