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 2025年6月26 作者：彭颖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地解释了世界，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中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据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其中，广州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城市，共出现82次。关于广州的论述，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18篇通讯稿（1853-1862年）中。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研究广州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近代中国，主要动因是革命及理论研究的需要。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工人运动暂时进入低潮。为了迎接新一轮革命高潮，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他认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其次，研究中国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升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力。

研究近代中国绕不开广州。第一，广州是近代中国联系世界的“窗口”。1757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粤海关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广州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典型。理解中国要从认识广州开始。第二，广州是中英冲突的漩涡中心。中英鸦片贸易冲突爆发点是广州，鸦片战争初期的主战场也在广州。中英贸易冲突、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小农生产之间矛盾等各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在广州展现无遗。第三，广州是未来的太平洋经济中心之一。考察美洲西海岸崛起时，马克思恩格斯前瞻性预测，环太平洋经济圈将崛起并超越欧洲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同时，他们指出，广州将成为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近代广州抗争行动

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反殖民侵略、反封建的抗争行动，引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兴趣，成为他们研究东方问题及亚洲革命的典型案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广州四方面的抗争：第一，关于鸦片贸易的抗争。英国政府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及弥补财政收入，支持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对华发起鸦片贸易。广州则采取各种措施禁烟，包括警告外国商人、惩办与外国商人同谋的行商、查办本地鸦片吸食者、关闭私卖鸦片烟的店铺、加强海关人员监管等。第二，关于英国人入城的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民众强烈反对，自发组织团勇，严防英国人入城。慑于民威，广州当局拒绝英国人入城。第三，关于亚罗号事件的抗争。1856年10月8日，广州水师在走私船亚罗号划艇上拘捕了12名涉嫌犯罪的水手。英国政府代表巴夏礼指责广州当局，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威胁。广州当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第四，关于民众反侵略者暴力的抗争。英国商人、士兵等在广州期间频频蓄意侵犯、劫掠民众，民众愤而反抗。

马克思恩格斯以严谨的态度及科学的方法分析这些抗争。他们通过查阅对比大量资料，还原事件真相，驳斥英国政客及部分媒体的谎言，并从世界历史观的视角分析广州伟大抗争的精神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论广州的伟大抗争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广州抗争体现了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一是广州抵制鸦片贸易的行动具有道义优势。鸦片对人的肉体及精神伤害极大，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承认“奴隶贸易”甚至比“鸦片贸易”仁慈。如果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征收的关税收入可以有效改善财政困境。马克思做了个测算，如果中国在1830年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则双倍于此。即便如此，中国断然采取了禁烟措施。马克思对此评价，“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二是广州反抗英国人暴力体现了追求平等的生存权利。在马克思眼里，中国人一向性情温顺，不具备侵略性。他用许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中国人，如“古板的、温顺的、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等。为什么这样的广州人会起而暴力对抗广州的英国人呢？马克思指出，是英国人针对广州的“大屠杀”。他描述了英国人的暴行，“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广州抗争体现了孤勇式精神。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对抗英国等侵华势力。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文中指出：“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他充分肯定这种不惧牺牲的抗争价值，并表示，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民众，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的孤勇式抗争被马克思赋予了悲剧色彩。在他看来，这种抗争本质上是小农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对抗，结局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从历史伦理看，广州与英国侵华势力之间是善与恶的对抗，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常常会出现恶的势力暂时压倒了善的力量，甚至造成了善的毁灭。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呈现为历史悖论，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广州抗争体现了民族利益至上的精神。论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恩格斯意识到广州人开始觉醒了。他表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情绪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但是现在……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境况，广州人不分阶层勠力同心、不惧牺牲。恩格斯这样描述反抗行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针对英国报纸对反抗行为的污蔑，恩格斯强调，“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马克思认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因此，恩格斯充满热情地期盼，“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时代价值

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结合新时代改革开放实践，促进广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18篇通讯稿）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

擦亮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赓续红色基因。自鸦片战争以来，伟大抗争精神流淌在广州人血脉之中，沉淀为广州的城市文化基因。正是这种文化基因，让广州成为辛亥革命策源地。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伟大抗争精神已演进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红色革命精神。擦亮红色文化品牌，是广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需要。

主动掌握媒体话语权，讲好广州红色故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广州的暴行罄竹难书，英国的报纸只字不提，却指责广州的抵抗行动。马克思嘲笑道：“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牢记历史教训，积极把握媒体话语权，主动发声，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广州红色故事，尤其是新时代广州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及成就。

《南方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