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拥有2200余年建城史的广州为研究对象，通过城市文化基因的视角系统解析广府文化特质的形成机制与传承路径。研究表明，“勇于尝鲜”的创新精神、“利民厚生”的人本理念、“中和通达”的包容品格以及“乐天自得”的生活哲学，串联了广州独特的历史记忆，共同构成了贯穿广州城市发展脉络的核心文化基因群。这些文化基因通过历史自然积累和动态演化机制，在生活习俗、贸易实践等维度实现自我调适与迭代更新，延续着广州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本研究为理解岭南文化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传统基因活化策略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广式；城市生活方式；文化基因；文化传承

“广式”已然是一个很深入人心的词语，一百度“广式”就自动关联出各种各样的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域生活元素和场景，比如广式煲汤、广式凉茶、广式餐饮、广式家居、广式时装、广式音乐茶座、广式商住楼、广式服务，而且都代表一种较高品质的指向。实际上这些都是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域人群在所处的地域范围内，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累积，从而带着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演变文脉和特质，并持续为岭南地域人群提供着共同的生活行动指南。岭南地域人群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传承与文化认同中繁衍生息，不断实现与探求着个人、群体乃至城市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由此岭南文化不仅收录在地域研究的书籍文字里，收藏在当地博物馆的文物里，更体现和贯穿于岭南居民独具特色的广式日常生活的细节里。

作为“文化研究”奠基者的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打破了文化是少数人专属的观念，将文化研究引入日常生活和实践之中，使文化真正成为普通人的文化。[1]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也说，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2]岭南文化，千年根脉传承不断，总体经历了本根文化孕育期、百越文化共融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和现当代文化发展期等五个时期的持续沉淀与创新传承。多元类型的文化基因穿越时空稳定贯通，在历史演化中不断调节完善，延续着广式生活的悠远记忆和深沉眷恋。本文尝试提取出“勇于尝鲜”“厚生重情”“中和通达”“乐天自得”等四个文化基因，对广式生活展开单元式、片段式解读。

一、勇于尝鲜：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胆识智慧

“勇于尝鲜”是指岭南人在特殊关键历史节点，总能够看清潮流、把准关键、撷取真味的文化基因，是广式生活直觉敏锐、入时创新特质的表征。

鲜是指“味美的食物”“最佳的状态”，岭南人的“勇于尝鲜”最直接源自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南越先人们面对天气复杂多变、环境湿热又富饶多产的自然环境，面对数量品种众多的生鲜猛怪，“敢鲜”有一种豪气，“识鲜”是一种智慧。同时深受中原传统优秀文化熏陶，比如“治国如烹鲜”就强调成事的核心要义是恰到好处，既要把握趋势又要讲究方法。再经过中西文化交汇中各种“折中中西、中西结合”的长期实践，深融发展出一种敢于并善于抓住时机的创造力和更新力，综合造就出“既锐意进取、又尝鲜知止”的广式生活基因，并活跃在每一个岭南人的血脉中。 

岭南人也正是因为始终坚信并不断实践着“尝鲜者日新，日新者有成”的信条，乐于自我更新、敢于推陈出新、勇于求新进取，才能在历史大潮中不断调适自身、与时俱进，以常新的精神推动地区的持续发展。从秦汉时期的贸易都会开始，到唐宋成为海上贸易中心，到清代一口通商独占对外贸易，再到引领近现代工业和技术转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广州为核心的岭南地区始终保持着勇于融入时代的状态，展现出“勇于尝鲜”的创新态度和“日新其德”的进取精神，推动着该地的持续繁荣与创新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岭南人呈现“勇于尝鲜”进取精神的同时，更懂得“善鲜者知止，知止有度”。“鲜”机稍纵即逝，合于时令的时物、合于时务的时事才够“鲜”，知“进”识“退”、知“取”敢“舍”，才真正“敢行人所不敢行”，也才真正拥有进退有度、取舍有道的游刃有余。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尺度总会展现出岭南人特有的一种日常批判智慧，显现为在各种大事小情处置上的一种收摄能力。以南宋名相崔与之、南宋探花李昴英、明代著名思想家陈白沙等为代表的众多岭南历史文化名人，总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己见，但遇事不可行之时就激流勇退，另图报国为民途径。明代广州大儒湛甘泉就曾说，“不识时，是不识道也”，“随时者道也，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逮夫身”。[3]

这种“不陷溺其中”的理性处事风格和生活态度，是岭南人“勇于尝鲜”文化基因的一体两面之呈现，与时偕行，争鲜而不泥，是在长期面对多元化选择前保持开放性和独立性的逻辑自洽。以明清的书院教育改革及至延续近代的学校改革为例，无一不体现出岭南人一贯革新求变的理想与实践。在明代，大儒湛甘泉于官学体系外创建了大量书院来传播具有时代先进性的陈湛心学，促进了岭南书院和明代书院的大发展，也为岭南地区书院在晚清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奠定了基础。清末民初，广州教育发展更是大有日新之势。如作为广东海防教育发端的广东实学馆，先后历经三任两广总督持续努力：刘坤一捐资15万两银筹备；张树声悉心兴建、病危遗折仍坚持不渝；张之洞先改名博学馆，再扩建成广东水陆师学堂；与张之洞创办伊始就新设外语和数学的广雅书院，同为广州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出发点，成为我国辛亥革命前教育改革的典范。如南武学堂首设体育课程，开男女同校之先河，与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真光书院、南华医学堂等，积极传播新科学技术。除此之外，广州还积极兴办幼儿教育，新学普遍实施 “六三三学制”、课程表制度、家访制度等，之后陆续普及至全国，部分制度影响至今。这些都是岭南人“勇于尝鲜”精神的体现，是建立在岭南人寄望生活不断变得更美好的内驱力基础之上的。

二、厚生重情：汉越文化双向强化的本真升华

“厚生重情”是指岭南文化中好生乐生、热爱生活、讲究情意的文化基因，是广式生活平民性、民生性、务实性特质的表征。

岭南本根文化从发展源起就遵循男女平等、百越和融，先民早期的土著生活保有成员关系的平等、氏族部落的平等，没有中原封建社会那样的严格等级制度。这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和文化生活的氛围，长远影响着岭南地区的文化特质。再加上岭南先民由农耕与渔猎并存的生活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理念，使得广式生活更注重个体间的平等与互助。依水而居、看天吃饭的生存体验让岭南人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与生计保障，也更注重家庭关系的维持和相互依存，表现出较强的、自发式的伦理价值观念，这是根植于岭南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本能性文化基因传承。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岭南一直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原住民都是努力“揾食”的普通人。而岭南历史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来自中原或北部区域的民户南迁，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谪徙民”“罪官”“贾人”的迁移输入。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就在《坛经》中自我介绍，“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4]六祖惠能就是贬官的后裔，言语间透着岭南百姓面对身世变迁之后心境平和、看重生活、回归民本的自信与达观。惠能求法时，他师傅对他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5]对“獦獠”这样带有一定蔑称的说法，惠能并不介意，也没有因此自弃自屈，而是不卑不亢地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6]

随着中原文化不断传入，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的“好生乐生”的“民本论”思维，进一步强化了岭南的人文基础。中原文化从来都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视为一种责任和伦理，把一切能使之生、利于生的事物都看成好的、有价值的。自南宋广州崔与之成为徒步千里到南宋都城临安入太学并考中进士的第一人以后，岭南文化精英积极汲取了这个大传统中的“敬德保民”精神，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将“安民、利民、惠民、养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内化为岭南文脉中为知识精神阶层所禀持的思想观念。从李昴英的“惠利生民为先”[7]、湛甘泉的“天下民庶，实为邦本”[8]，到康有为的“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9]、孙中山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0]，这些引领时代的思想，既带着岭南人特有的朴素价值情感，更浸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民本论、民生论的因子。

广州的千年商都地位，自有其天然地理环境作为基础，更由其社会文化心理造成。在岭南，社会上下几乎不存在轻商观念，文化精英阶层也非常重视民间生计，注重对百姓生计呼声的响应，而不是执着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学术意见。崔与之称“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11]，湛甘泉说“凡人心所愿欲的勾当，这便是善”[12]，李昴英说到惠能以卖柴供养他母亲为生时称“毕竟单传端的处，卖薪供母是心源”。[13]在这样的城市社会中，精英商贾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普通民众也具有大量的商业发展机会，政府与市民在鼓励民生方面容易达成共识。南宋时，广州曾创造性地设立了备安库，政府将公共财政备安库的资金低息贷与民众，让民众有营生发展的资本，政府财政也有收入，从而形成良性互动。这样的价值选择和文化氛围，背后是岭南文脉对人伦日常和民生日用的正视，从而成为延续在广式生活中的一种厚生重情的传统。

三、中和通达：海洋贸易实践锻铸的应变理性

“中和通达”是指岭南文化中通达知变、开放包容、和合共赢的文化基因，是广式生活包容性、开放性、调和性特质的表征。

岭南文化发育早期，特别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是一种后发式、边缘性的文明形态，在长期的百越和融、多次的中原人口规模化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社会经济能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客观上养成了从外来文化中吸收精华的内驱力和扩容度。及至海外文化随商贸往来输入时，岭南文脉中这种见多不怪、宽广包容的视野与心态，让岭南人得以与海外文化自主平等地和融交往，并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商贸交往等各个方面展现出较强的相互尊重、灵活应对、平衡和谐、互惠互利的能力与状态，自发地生出一种“海国超迈之意量”。

位于南海之滨的岭南，据有重要的海洋地理位置，既受到中外各地文化的影响，也乘风远航，影响着海外的文化。古代历朝政府也愿意将岭南这个“荒服”作为外贸的安全试验带、文化的缓冲隔离区，这使广州在中国的朝代更替中，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千年不衰的商都港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是我国外国人居住和出入最多的城市之一。因此，在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广州人民不容易被某种见解或眼光绑定，面对不同的文化或现象，也容易取其所长，而不囿于其所短，杂糅而和会之。

正如梁启超所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14]也正是海洋带来的“活气”与“进取”，使岭南人在与众多前来广州经商或借路广州的外来商人、宗教人士、官员等在经营与文化等多维度的接触中，形成包容性和开放性强的“中和通达”的能力，也越发认识到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岭南人总体给人温和、“凡事好商量”的印象，乐于关注他人的需要，注意尊重他人的禁忌，保持礼貌待人与适当的交往距离，尽量避免激烈冲突和不必要的对抗。

在商业实践中，岭南人强调诚实守信、和合共赢，崇尚和气生财、互惠互利，乐于通过“讲数”来化解冲突、解决问题。因此岭南人注重发展长期合作关系，注意通过友好协商、取之有节、互惠共赢的合作方式，构建持久而稳定的商业伙伴关系。在商人之间、客商之间建立和谐的、可持续的商业合作关系，对“捞一票走人”有一种文化内源性反感，既有坚守，也有变通，注重灵活便捷，尽量和谐共生。以清代广州十三行为最突出代表，作为官方特许的对外贸易商行，对外与外国商人交易，对内协助清政府管理外商，并从中斡旋解决贸易、民事、政治等中外纠纷，与政府一道建立起“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对外交流贸易模式，成就了“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兴盛局面。这种模式下，十三行作为介于官与民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半官半商性质的商人群体，其顺畅运作殊为不易，是需要超常的商业智慧、契约精神和应变能力的。行商们也正是以这种超凡的气魄和卓殊的能力，在商贸合作过程中，充分重视情感交流、强调人格尊严，在有特殊需要时不囿于一隅、不执于一端，以责任担当赢得清政府的充分信赖，以人格品质得到外国客商的十足信任，使得广州国际商贸业得以迅猛发展，有力推进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十三行”也因此成为中外贸易影响深远的招牌。这都有赖于广式生活“变通求存”的社会文化基础，更是广州商业千年不衰的一个文化内因的表现。

四、乐天自得：率真平易生命价值的精神理想

“乐天自得”指岭南文化中乐天达观、活在当下、自信自适的文化基因，是广式生活悦乐性、现实性、自主性的表征。

“乐天”根植于岭南人对宇宙、自然、环境和天人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是交融汇通儒释道不同观点的实践性智慧。岭南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丰富的水系、温暖的气候、繁茂的植被、富饶的物产，为人与自然提供了一种只要和谐共生就生活富足的物质前提。由此广式生活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人的自然、悦乐的生活状态，展现了广式生活深厚的生态智慧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比如岭南饮食上崇尚食材的原汁原味，通过简约的烹饪手法保留食材的本质味道；岭南建筑上，岭南传统建筑相当重视与自然的协调，讲求通风、采光，与自然亲近。岭南人在面对自然变化和社会变迁时，总能够保持一种平和、乐观的心态，不强求、不抗拒，通过顺应和适应形成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而这种心性自然与人文自然，将天地自然与人的心灵的自然、本真的状态进行了贯通，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精神性，造就了岭南人独特的乐观精神。这样的自然观是过去哲学思想观念的集大成者，也强化了广式生活鲜明的、乐天达观的思想脉络。

“乐天”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中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义涵，指向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和哲学观。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乐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支柱。当代中国思想家李泽厚认为，相较于国外的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礼记·乐记》曰：“乐（yue）者，乐（le）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显然“乐文化”并不是单纯地指音乐，而是指以悦乐的“乐”为本质，与人心以至于万物的感动、感通，与人格的养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感文化或美学文化。孔子认为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弟子“亚圣”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这说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是悦乐相伴的，是一种重视人的美好悦意生活境界和安乐和谐人格养成的文化系统。所以岭南“乐”文化基因就具有了儒家文化“乐天”的因子，它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肤浅的享乐主义、乐观主义，而是有深层历史文脉支撑，有“乐天成身”“乐天知命”等深刻的生存论和文化论基础的。除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广式生活中的“乐天”还具有丰富的道家思想元素、禅宗思想元素，是与岭南先民的旷达天性联系在一起，与岭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城市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达观的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强调人应在顺应天道、敬天、保民、利物的生存状态中寻找天人和谐同一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自得”是岭南地域人群主体性意识高扬的一种呈现。这一方面与岭南地区较早进入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潮流之中，与中国自明代开始的早期现代化有密切联系，从而使岭南人展现出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也与岭南地区在地理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外文化的交汇前沿地有关，多元文化交汇的结果导致主体的独立性较强。岭南人在与外部世界的频繁交流与贸易交往中，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始终注重保有自主发展的能力，发展出较强的市场意识与主观能动性，从而造就了其自主独立、自信自适和机敏达观的个性。岭南人的务实低调、不盲目随大流、不无意义攀比，皆源自这种对内心的自得悦乐、精神的舒张有度、主体的自立自主的追求。

陈白沙说：“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15]只有获得真正的内在满足的自得之乐，人们才可能实现持续的、稳定的“乐”，在工作、生活、休闲、交往等方方面面获得意义满足与和谐之乐。岭南人的这种松弛感和悦乐观，使他们即使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也能保持乐观平和心态，积极从容应对，在变化中寻找稳定，于平凡中见精彩，实现心灵的自适和满足。粤语中有一个“好得意”的口头表达，是岭南人日常生活中常用来传达“惬意幸福”的特定短语：自适其志、乐得意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状态，其实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享受，也是广州人独特的生活哲学。广州又叫花城，这不仅仅是因为广州气候环境适宜花卉生长，关键是广州人乐意在种植鲜花和植物中收获一份自得其意的闲适。通过在庭院或阳台、路边或家中莳花养草，体会其中的生意和自然气息，享受健康与放松。总体来说，岭南人善于发现和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也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享受放松，一顿餐食、一盆鲜花、一场粤剧、一笔交易，都能成为岭南人“好得意”的缘由和感叹，既自我满足，又不吝于赞扬，人们无时无处不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美好。

广式生活“乐天自得”的文化基因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乐文化”“乐感文化”的一种文化继承，并且通过本土化实践与发展，表现出具有自身理论和实践特色的广式“乐文化”。在理论上，岭南文化发展出以陈白沙、湛甘泉的陈湛心学为代表的以自得之乐、自然之乐为特点的思想学说，敏感地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的世俗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方向，将“乐文化”与岭南人的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与人的超脱束缚的本真状态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出具有广式生活气质的“乐文化”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岭南文脉的发展。在实践上，岭南人不断提升物质与精神文化层面的创造能力，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表现出鲜明的“乐生敬业”品质。粤语有句“辛苦揾嚟自在食”的俗语，意思是辛辛苦苦赚钱就是为了舒舒服服地吃，广东人普遍信奉“忙忙碌碌赚钱，开开心心花钱”。工作中很勤劳，很有紧迫感，很讲求效率，每天努力赚钱，甚至习惯“炒更”，干副业，接私活，或身兼多职，目的是赚得丰厚的收入和达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改革开放之初，勤劳的农民种地就像变幻魔术，他们根据市场行情安排生产，今年栽花卉，明年就把苗圃变成鱼塘，再下一年可能又填了鱼塘种上无公害蔬菜；国企改革下岗的工人会去卖蔬菜开铺面做小本生意，或发挥一星半点的特长去教授儿童书法、办技能班或自行创业。勤力敬业之外，岭南人也从来都很善于享受其从财物富足和经济独立中获得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追求从日用常行与人间烟火中实现人生意义、事业价值，注重珍惜当下，推崇享受人生。所以岭南人的热爱生活从“叹早茶”开始，“叹”是粤语俗语，即享受之意，“叹茶”即是一种享受。“叹茶”的茶楼一开始只是肩挑负贩者歇脚去处，但因为茶楼人气聚集，很快成为商贸发达的岭南地区各行各业买卖斟盘洽谈和互通信息的地方，工作和休闲两不误的“叹茶”逐渐成为广式生活的一大重要特色。之后“叹茶”被精明的商家从早茶延伸经营出下午茶和夜茶，再加上午饭、晚餐和消夜，在广州，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以随处找到资讯交流、社群聚会、商务谈判、自我夸饰、消遣娱乐、扩展人际关系、舒缓生活压力的消费场所和社交平台。岭南人这种“带着享乐情怀搏命揾钱”，务实追求舒适、快乐、美好的生活的群体性思维模式和行为倾向，使广州的日常生活处处充满着活力，处处洋溢着祥和。

广式生活文化基因，是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是岭南地域人群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地置入地域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单元及链路，反映着岭南地域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体现出当代人对待城市历史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基因具有的坚韧性和包容性，其组成要素在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从不会停止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是历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进化，并不断反映在城市形态发展及城市特色形成中。尽管广式生活文化基因难以用数据量化与比较，却在岭南文脉发展中直观呈现，见证城市历史、代表城市现在、指引城市未来，并不断串联起岭南既国际、又乡土，既现代、又传统，既温柔、又刚劲，既闲适、又奋斗的前世今生，还有未来。

[1]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19页。雷蒙德·威廉斯深入剖析了“文化”一词的多重含义及其演变，指出关于文化存在五个层面的理解：1. 文化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2. 文化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3. 文化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4. 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5. 文化后来还成为引发敌意或令人困惑的字眼。在该书中，雷蒙德·威廉斯特别赞同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看法，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3] 湛若水：《湛若水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册，第273页。

[4] 惠能：《坛经》，中华书局，2013年，第2页。

[5]  惠能：《坛经》，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

[6]  惠能：《坛经》，中华书局，2013年，第7—8页。

[7]  李昴英：《文溪存稿》，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8]  湛若水：《湛若水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册，第11页。

[9]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集，第379页。

[1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55页。

[11]  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12]  湛若水：《湛若水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2册，第246页。

[13]  李昴英：《文溪存稿》，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2—183页。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集，第482页。

[15]  陈献章：《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下册，第825页。

（本文原刊于《广式生活》第1辑第261-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