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黄柏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历经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取得了这场“开国之战”的最后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回顾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战争，广州工商界、民间社会和青年学生谱写了一幕幕动人的抗美援朝篇章。今天，重温抗美援朝故事，就是要从中获取历史借鉴和斗争智慧，在新时代弘扬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万众一心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大游行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兵干涉，战火扩大到中国边境，新生的政权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0年11月4日，广州市召开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市长作《目前形势与抗美援朝重大意义》的报告，阐述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救邻自救，号召全市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定。

    是年12月，广州举行了抗美援朝宣传周活动，各界群众开展抗美援朝大游行活动。9日，12万市民举行庆祝平壤解放示威游行；12日，3万名工商界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队伍沿途高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执行五项爱国公约”等口号，两旁观看的市民报以热烈掌声。播音车沿途号召各商户及行人捐献手榴弹代金，市民踊跃响应，慷慨解囊。这次盛大的示威游行，是广州工商界有史以来最有组织、最团结的一次集体行动，显示了全市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的坚定决心。

    轰轰烈烈的捐献支前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由于广州刚解放一年，工商业举步维艰，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存有“崇美”“恐美”心理，甚至将抗美援朝看成是“披蓑衣救火，惹火上身”。为此，广州市工商联筹委会多次组织宣传动员会，向工商业者阐明中朝两国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力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动员宣传活动取得极大成效，工商界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依赖祖国的安定团结，唯有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才能消除侵略者的威胁，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不少工商业者由此积极投身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6月，广州市工商联举行捐献飞机大炮动员大会，决定发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捐助竞赛，轰轰烈烈的捐献支前运动拉开序幕。金融业率先带头捐献，共认捐11亿多元，并向资力相当的其他三个行业“下战书”。进出口同业公会作出捐献3架战斗机的决定，植物油输出业同业公会暨36家商号接到挑战书后，即席认捐12.11亿元。轮船业四家船务行认捐5.6亿元，化工原料业的工商界提出“从地上爬转向天空飞”的口号，将捐一门大炮的目标改为捐一架飞机。

    至1952年，广州工商界为抗美援朝共捐款入库金额526亿多元，全广州市人民共捐献战斗机71架，其中广州工商界捐献35架。广州工商界在军用经费与军用物资上对抗美援朝的捐助，书写了工商界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群情激昂的参军参战热潮

    志愿军出兵朝鲜后，广州青年们满怀爱国热情，纷纷上书赴朝参战。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布招收青年学生和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随后，中大附中135名学生写下参加军事干校的决心书，并深情朗诵献给毛主席的诗，抒发献身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之后，广州青年掀起报考军事干校的热潮，截至1950年12月，全市可报名的适龄人数约3万人，其中就有9720人报了名。1951年1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民夹道欢送参加军事干校的青年北上。在这场保家卫国的伟大战争中，广州有许多英雄儿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后来都被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丰碑永存，光照千秋

    广州工商界、民间社会和青年学生抗美援朝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伟大旗帜，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面对侵略者的战争威胁，只有奋起抵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新时代弘扬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在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时，发扬抗美援朝战争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斗争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定斗争意志、强化斗争本领、讲求斗争艺术，万众一心、砥砺奋进，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也激励我们以史为鉴，坚定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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