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
2018年3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广东开创工作新局面标定了航向。3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文(粤发[2018]8号)要求全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3月14日下午,市委书记任学锋同志在市委党校与广州社科院参会的领导干部和科研骨干进行了交流并指示,市社科院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组织开展专题研究,为广州在“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中发挥排头兵作用提出建设性建议,积极发挥新型城市智库咨政建言重要功能。
为深刻领会、广泛宣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全院组织发起专题征文活动,共收到44篇论文。3月30日,在征文的基础上,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许鹏主持,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作重要讲话。院党组副书记朱名宏、副院长杨再高和9位论文作者代表进行了主题发言。全院干部职工140多人参加会议。《广州日报》《信息时报》及广州电视台、金羊网、大洋网等新闻媒体参会并进行了报道。现将我院科研人员的研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历史逻辑、实践标准与时代命题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展开和具体化,充分展现了强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广东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为我们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标定了航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实践要求,奋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向世界展示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跃国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现了历史逻辑、实践标准与时代命题的有机统一的理论品格。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是新时代广东统一思想、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必将引领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走在全国前列。他进一步分析:
(1)“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是广东发展的历史逻辑符合规律的展开。“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广东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今天广东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代坐标与改革开放之初极其相似,都有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客观要求;从历史规律看,广东发展基础好、起点高,勇于先行先试,大胆实践探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提供新鲜经验,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2)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广东走在全国前列的现实依据和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我们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广东得改革开放之先机,发展速度比较快,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更为明显,先行先试、探索突破的要求更为迫切。
(3)改革开放是决定广东能否走在全国前列最根本的实践要求。40年来,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改革开放是广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动力,再创新优势、铸就新辉煌,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抓住这个根本。就如何实现走在全国前列,张跃国提出“广东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历史担当”。他援引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广东过去40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渗透着改革先行者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精神”;当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今天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再次“杀出一条血路”,必须重拾这种勇气和精神,继续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但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准备承受压力和代价,要得罪人、要突破利益格局、要承担各种风险。指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注定不能完成历史重任的。
二、努力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为此,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针对广东经济,习总书记指出,广东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靠体制机制创新。
1.优化创新环境,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科研处易卫华从时间维度、价值维度和空间维度探讨了习近平科技思想,提出了创新的核心路径:即打通创新链、优化资金链、服务产业链、激活人才链、完善政策链和攀升价值链。
软科学所副所长周兆钿梳理了国内各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提出完善广州创新政策的建议:一是加大对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的力度;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税费金融支持,包括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及信用体系、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作用、银政合作设立小微企业创业贷、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等;三是进一步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王芹娟提出“打造产学研广州特色模式”。建议要从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载体、技术市场以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四个方面,探索构建具有广州特色的科技创新模式。
2.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协调发展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蔡进兵提出“以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广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广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发展差距较大;企业发展不平衡,领军型企业数量少;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够;发展方式转变不充分,创新能力较弱;产品供给不充分,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就如何解决广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议:第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以“集中清单、监管清单、分类审批、审批流程优化、大数据平台”为核心的行政审批运行机制改革;第二,加快形成开放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完善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第三,完善要素供给制度,促进产业素质提升,重点是完善土地供给制度;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产业所李明充提出“完善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建议: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加快发展以生态、循环、优质、高效、持续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等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农村“双创”,促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名镇、名村、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以文商旅融合发展为重要支撑,高效推进全域旅游,打造美丽宜居花城。
3.加快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科研处贺欢提出要“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助推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认为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仍存在绿色发展理念亟需提高,绿色发展政策有待完善,绿色发展所覆盖领域需要拓展等问题。就如何提高广州绿色发展水平,建议:坚持生态优先原则,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完善循环经济的立法监督和循环经济制度,加快广州低碳城市管理规划与设计,为规范低碳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标准与依据;加大低碳科技专项的财政投入,加强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推动绿色能源、智能电网、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的深入发展;加快推动低碳技术的产业化,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4.完善人才体制机制,促进优秀人才集聚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朱泯静认为,人才是广州发展与创新的第一资源。广州特色的人才引进与本土人才培养的经验主要有:一是重资金吸引高端人才落户广州;二是软服务配套吸引高层次人才,注重人才梯队建设;三是匹配广州城市发展战略与产业发展,精准选人留人;四是深入调查技能人才培训需求,匹配技能人才培训供需成效显著;五是放宽技能人才入户条件,为广州发展留住紧缺技能人才。
经济研究所阮晓波提出“集聚各类人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第一,利用当前国际形势,大力引进高端人才,特别是留美学者;第二,提升政策公平性,激发本土科研人员积极性;第三,吸引年轻高学历人口,改善城市人口结构。
城管所邹波、宁超乔从城市管理的视角,提出要“通过城市品质提升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人口与人才集聚”。建议:更新城市发展理念,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城市环境改造,不断提高城市品质;要完善公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流动人口户籍、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就业等全面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解决来穗人员住房、子女入学、入户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5.优化营商环境,吸聚高端经济要素
政治法律研究所所长于静提出促进“营商环境法治化”,认为营商环境法治化有助于提升广州对外开放质量,提升城市竞争力,从而匹配广州在追逐全球城市体系中更高位阶的城市软实力。法治化营商环境是“走在前列”的具体化实践。在探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要求基础上,她进一步提出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广州目标”:服务理念先进、服务手段先进、服务能力突出、服务产业化形态丰富、拥有强大制度供给引导力和规范的市场竞争力的世界著名的“广州牌”营商胜地。
国际问题研究所邓丹萱认为,广州应瞄准一流全球城市,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一是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改善营商环境;二是对标国际商事规则,优化政府审批流程,提高政府审批效率;三是构建大数据共享系统,大力推动多部门联合协作办公;四是通过信息共享、监管联动和社会共治,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
经济研究所邱志军提出“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营商环境”。在分析发达国家实施市场监管的主要理念与经验基础上,结合广州实际,提出完善广州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议:第一,明确市场监管的边界,依法建立负面清单;第二,形成透明、高效、相互制约的监管机制和程序,明确责任主体,实行问责制度,建立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的严格监控机制,进一步强化大众的举报监督机制;第四,创新和灵活运用各种监管工具,以市场为基础,以经济性监管工具为主,注重引进新技术工具;第五,加快建设监管信息共享体系,包括建设共享信息平台、规范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加强信用分类监管等;第六,重视对网络市场的监管。
6.加强城市更新,建立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体制机制
数量所范宝珠提出,“通过城市更新化解土地要素制约矛盾”。建议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多元长效工作机制,加大事权下放力度,按照“重心下移、权责统一、提高效率、强化监管”的思路,减少审批层次,提高工作效率;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立法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更新改造中不同环节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体系;以提升地区功能作为导向,根据各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现状、未来发展需求等实际情况,推进差异化的区域更新政策。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
三、努力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中提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没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难以称得上现代化强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事关我们能否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针对广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要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构筑广东产业体系新支柱。
1.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
广州市社会科院学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再高认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和经济强国的坚实支撑,是全球经济竞争的主战场,广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及提出的战略指引,加快做强做优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不断提高广东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经济发展的经验,实体经济兴,则广东兴;实体经济强,则广东强。就如何开创广东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绿色低碳、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海洋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加强创新发展引领,吸纳集聚战略科技力量、顶尖科技人才和重大科技项目,加快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全球创新人才高地,发展颠覆性新技术和引领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加强质量发展提升,全面实施质量、品牌、标准战略及提升行动;四是优化发展环境保障,重点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降低制造业经营成本,淘汰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企业,强化财税金融的支持,加强国内外合作。
2.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简荣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对构建广州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广州数字经济有着深厚的产业基础,黄埔、荔湾区有两个产业聚集区被定位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天河软件园等园区定位为“互联网 ”小镇,海珠区有TIT创意园、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南沙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是广州跨境电商聚集区。广州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光纤入户率及城区4G覆盖率位居全国首位,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互联网出口。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广州需要聚焦顶层战略设计,将“数字强市”纳入城市长远发展规划,推动跨行政区、行业和部门的数据共享信息平台,构建全市数字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发挥政府市场监管作用,创新数字产业的监管方式;加大数字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包括财税优惠支持、金融支持等。
现代市场研究所张小英认为,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速发展,助力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浪潮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突飞猛进,并呈现出新兴技术加速突破,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产业加速交叉融合,应用市场空间广阔;企业加速跨界融合,行业格局加速调整;各国加速战略布局,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发展格局。关于广州的作为,建议着眼未来,着力围绕核心主体,打造产业生态圈;鼓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抢占行业制高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展市场规模;集聚高素质人才,打造人才梯队;建设价值创新园区,完善产业配套;优化创新创业发展环境,增强服务支撑,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并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四个走在前列”目标。
3.鼓励支持“独角兽”企业发展
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研究所郭贵民认为,催生“独角兽”企业,对推动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发现,广州仅有3家独角兽企业,占大中华区的2.5%,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甚至与杭州、深圳差距也大,与广州综合经济实力不相称。近年来,广州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产业环境日益改善,特别表现在政策环境方面。就广州如何催生更多的“独角兽”企业,郭贵民提出六点建议:一是制定培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新区、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台独角兽企业的培育计划,开展“一企一策”的政策扶持;二是加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技术先导型独角兽企业;三是鼓励产业跨界融合,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领域技术深度应用;四是鼓励发展平台型企业,积极孵化独角兽企业,重点扶持具有潜力的平台型企业,支持平台型企业进行业务拆分;五是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吸引人才和资本;六是营造好独角兽企业成长环境。
四、努力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开放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外开放首先即从广东开始。40年来,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经验,渗透着改革先行者们“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精神。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广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动力。再创新优势、铸就新辉煌,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抓住这个根本。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关头上,广东要顺应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再次“杀出一条血路”,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
1.统筹推进构建广州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济研究所所长郭艳华提出“广州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广州对外开放的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二是外向型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是对外开放平衡性进一步改善。就如何构建高质量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议加快对外开放水平升级,提高经济辐射力;深度参与全球竞合,建设重要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广泛开展创新合作,推进区域创新资源整合;借助高铁网络,拓展腹地经济新模式。
区域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覃剑提出“多维共进构建广州全面开放新格局”。广州要从重要国家中心城市再出发迈向引领型全球城市,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持续强化开放动力,包括:第一,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国际营商规则体系,实行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促进国际高端资源要素在广州“无障碍”集聚与配置;第二,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枢纽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进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数字信息枢纽建设,打通全球联系通道;第三,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供应链的主导能力;第四,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创新创业体系,着力打造全球创新的汇聚地和策源地;第五,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文化文明体系,推动广州成为独具特色、文化鲜明的国际一流城市;第六,加快构建高度开放的国际交往体系,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力,输出广州方案、广州标准和广州故事。
2.依托“一带一路”形成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揭昊提出“推动对俄合作上台阶,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目前,中俄正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双边合作由经贸领域向全方位合作转变、由边境毗邻地区合作向与非毗邻地区合作延伸转变。加强广东(广州)与俄罗斯合作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推动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发挥广州与叶卡捷琳堡作为各自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争取国家支持,以华南诸省区为中方合作主体,与俄乌拉尔联邦区建立合作机制;第二,提升贸易合作水平,积极参与中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大项目;第三,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四,善用国际国内合作平台;第五,加强宣传推广和资金保障。
哲学文化研究所彭颖探讨了广东参与“海丝之路”建设。建议:第一,深度参与“海丝之路”建设,引领构建区域合作框架,包括推动构建港口联盟、共建园区等;第二,高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区域共同体;第三,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高水平开放的门户枢纽。
区域经济研究所葛志专提出“推动南沙新区成为广东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走在全国前列的引领区”。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作为国家战略性发展区域,承担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创新社会治理等使命。将南沙打造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引领区,一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努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试验田;二是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门户枢纽;三是建立全球交往网络,将南沙打造成为广东对外开放的合作交流桥头堡。
办公室姚阳提出“把南沙新区打造成为广东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引领区和示范区”,认为开放发展是南沙最突出特点和核心优势,要充分发挥南沙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和枢纽对接功能,深化与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拓展港澳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打造成为粤港澳全面深化合作的引领区和示范区。
3.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数量经济研究所伍晶提出“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实现广州外贸发展新作为”。当前广州培育外贸新业态主要存在配套发展平台建设相对滞后、传统业态与新业态相融合尚待提升、新业态扶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需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新业态发展,以创新驱动引领外贸新业态发展,完善外贸新业态平台建设,着力培育引进一批新业态领军企业,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现代市场研究所魏颖提出“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具体而言,一是构建海陆空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体系,强化广州跨境电子商务特色;二是做强做大跨境电商主体,增强跨境电商生态群的竞争力;三是推动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产业的融合,提升供应链能力;四是推动海外仓建设,助力跨境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五是加快南沙自贸区金融和贸易改革,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
现代市场研究所赖长强提出“推动广交会创新发展”。建议推动广交会创新发展,发挥品牌效应,增强全球控制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国际服务功能;创新营销模式,增强全球传播功能;聚集高端资源,增强国际承载功能;创新合作方式,增强辐射带动功能。
4.着力提升文化和国际传播能力
哲学文化研究所贾云平提出“积极拓展广州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文化现行。文化交流合作是一个社会性和地域性的互动过程,可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重要的精神驱动力。
国际问题研究所胡泓媛倡议“提升广州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是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和支撑。在提升广州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一要确立国际传播能力发展战略,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持续动力;二要吸纳社会国际传播力量,健全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三要创新城市国际传播产品,丰富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传播内容供给。
5.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研究所所长胥东明提出“以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推动广州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扩大广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推动广州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的重点领域。为此,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业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的准入。深化穗港、穗澳、“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金融合作、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项目开放等。二要为扩大广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创造良好条件。提升广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完善基础设施,增强电讯与交通便利。三要以南沙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创新的先行先试,深化广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包括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金融开放创新支持外贸创新发展,稳步推进外汇管理试点,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金融研究所刘晓晗提出广州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一是广州要积极落实国家有关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二是依托南沙自贸区,利用好国家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契机,出台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三是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与广州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独角兽企业在金融科技、金融安全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四是强化外资服务广州实体经济建设能力,鼓励和引导外资合法合规合理进入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领域。
6.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经济研究所周晓津提出“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机遇,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和辐射作用”。他认为,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应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就如何发挥广州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他建议:第一,建设大湾区多机场体系。现有的白云国际机场、新建的广州第二机场和改建的佛山沙堤机场(建议命名为“广佛城市机场”)构成直接服务于广州的“2 1”机场体系,加上规划建设的珠三角干线机场(广佛大都市区南部机场)、深圳和惠州新建的深惠机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2030年将形成“7 2”机场体系。第二,建设贯穿市中心的快速轨道客流通道。建设广州南至南沙快速客流轨道,南沙副中心1小时内到达机场。构建广佛大都市圈快速轨道交通网络,优化沿途站点设计,采取“公交化 隔站停靠”运营方式,疏解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的大站客流模式,快速疏解市内交通。第三,打造“穗莞深”智能制造业集聚带,发挥产业整体效应,促进三地人力资本往来。
五、努力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东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并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这顺应了人民群众新期待,要扎扎实实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精准聚焦,推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往深里走、往实里抓提供了科学指南。
1.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
机关党委周胜庭提出“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引领社会治理上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应与基层党建相结合,为广州对标“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指出了方向。他建议具体做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确保社会治理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力,凸显社会治理的整体功能;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力,培育社会治理的新动能;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力,丰富社会治理的文化内涵。
2.积极发展养老金融
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陈旭佳提出“抢占养老金融发展制高点”。为保障“老有所养”战略目标顺利实现,迫切要求改进和创新养老金融服务,广泛动员社会资本参与,增加社会养老财富储备,提升养老服务支付能力。广州要把握趋势,抢抓先机,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成功经验,立足养老服务业发展和居民养老需求实际,建成覆盖广泛、种类齐全、功能完备、服务高效、安全稳健,与我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主动承担国家区域金融改革、养老金融改革先行先试重任,为全国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特色的金融支持养老产业转型发展的新模式。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付舒重点探讨了广州发展养老金融的政策着力点,将养老金融细分为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三个方面,并进一步提出完善广州发展养老金融的政策建议:第一,养老金金融施策重点是要从国家层面推动建立第三支柱个人税延养老金制度,通过个人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的缴税负担,增强自愿参与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性;第二,养老产业金融施策重点是创新政策工具使用,政府要转变为产业引导方,精细化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补助资金、担保增信、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性贷款等方式,为金融机构长期支持养老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支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支持优质的养老企业挂牌上市,发挥养老金适合长期投资的优势,形成养老金与养老事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养老服务金融施策重点是探索建立适应养老服务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行业标准、服务流程,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监管。将养老服务金融下沉至社区,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
3.建设新时代新农村
开放时代杂志社社长殷俊探讨了“新时代广东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思路”。建议聚焦发展现代农业,建设“产业支撑”的新乡村;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颜值相当”的新乡村;聚焦繁荣乡村文化,培育“底蕴深厚”的新乡村;聚焦推进乡村治理,建设“秩序井然”的新乡村;聚焦不断改善民生,打造“保障充分”的新乡村;突出党建引领功能,创建“精神振奋”的新乡村。
经济研究所江彩霞提出“大力实施具有广州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走质量兴农之路”。建议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投入,完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挖掘创新农民增收途径,使农民拥有“四金”(现金、租金、股金和保障金)的多渠道收入;增加农民土地资本收益;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农村金融创新;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王首燕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风文明”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要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并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因此,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民间信仰的认同;从民间信仰入手进行非遗保护,可以有几个参照性路径:一是以“无害于公益”为底线标准,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进行分类治理,让合乎原则的民间信仰类型脱敏,并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用;二是以美丽乡村建设、土地规划和文化管理为杠杆,引导民间信仰复兴,并将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三是以社区营造为突破口,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在民间信仰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供稿: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