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花开英雄城”云平台（南方网） 2026年3月30日 作者：陈雅涵  

木棉离枝，不坠其色，依然保持着盛放时的鲜红与挺拔；广东音乐离开故土，亦在革命的土壤中开出了新的花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李凌、李鹰航、周国瑾、梁寒光等一批粤籍音乐工作者，怀揣救国之志奔赴延安，将广东音乐带到了黄土高原的窑洞前与延河畔，用倔强挺拔的红棉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南粤之音感染、滋养每一位革命者。

在延安，广东音乐迅速融入了革命生活。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各类晚会上，《娱乐升平》《雨打芭蕉》《旱天雷》等曲目常随着冼星海等人的登场而奏响，为艰苦岁月注入难得的轻松与慰藉。李凌等人还组成了广东音乐“五架头”深入军民之中，以轻便的形式、亲切的乐风，成为团结群众、鼓舞士气的艺术桥梁。

广东音乐的知音甚至直达最高统帅部。朱德总司令虽是四川人，却对广东音乐情有独钟，能熟背《昭君怨》《小桃红》等多首乐曲。兴致高昂时，他甚至亲自打扬琴或吹奏口琴，与乐队一同演绎《饿马摇铃》《午夜遥闻铁马声》等曲。叶剑英参谋长身为广东人，更是眷恋乡音、擅长扬琴，演奏《饿马摇铃》时还别出心裁地加入清脆的小铜钟声，为乐曲平添灵动光彩。

广东音乐之所以能在延安广受喜爱，其深层原因在于这门艺术的内在精神与革命年代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一是在于根植民间的群众属性。广东音乐生于市井，长于坊间，具有俗世情感、平民意识的特质，其创作素材大多源自民间艺术，亦常采用“私伙局”等群众自发的演奏形式，持续讲述普罗大众的悲欢离合。这种“从群众中来”的特质与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天然契合，使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都能在乐声中感受到生活的趣味与美好。

二是在于朝气蓬勃的乐观精神。广东音乐的风格清晰明快，曲名如《彩云追月》《赛龙夺锦》等皆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乐观蓬勃的人文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困苦中保持信念、在黑暗中憧憬光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一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这种音乐如同阳光和甘泉，驱散了压抑与疲惫，也滋养了军民不屈的斗志。

三是在于开放包容的文化象征。广东音乐诞生于中西交融的岭南沃土，始终保持着开放创新的特质，也使其在延安这个汇聚四方英才的革命根据地成为超越籍贯、凝聚人心的美妙媒介。朱德总司令以四川人身份沉醉于其中就是一种具象体现。

因此，广东音乐这朵南国木棉并未离枝凋零，更比在故土时更加夺目。广东音乐在延安的故事也不止是战时的文化点缀，而是革命精神与民间艺术相互呼应的实践。这段跨越千里的相遇，让木棉的种子在黄土高原上生根，也让广州的英雄精神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盛开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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