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花开英雄城”云平台（南方网） 2026年3月10日 作者：李燕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工业、金融与贸易的变革往往占据着主要篇幅，但最早触动普通人神经的改革，或许就发生在餐桌上——比如一条鱼的价格。

20世纪70年代末，广州的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物价都由政府确定，水产品与粮油、肉类一样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城市居民需要凭票购买。塘鱼每50公斤收购价为27元，死鱼活鱼每公斤只差4分钱。旺季淡季，鲜与不鲜，价格都没什么差别，农民养鱼没有积极性，产量上不去，市场供应就更紧张，鱼的种类和质量也不太好。广州市属郊县养的多是鳊鱼，头大尾细身无肉，被形容为“抓住鱼尾吊起似个锤，抓住鱼头吊起似个锥，蒸熟起来得碟水”。当时广州市水产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被戏称为“追鱼书记”，因为多年来都要为解决节日和一年两届的广交会的供应问题，四处奔波找鱼。普通市民更不用说，一个月只有2角钱的鱼票，还不够买半斤鱼，甚至有时一个月的供应只有两到三次鱼，买不到鱼的鱼票过期作废。这种困境反映出，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流通体制、价格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广州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领跑者”。1978年12月25日，广州在芳村成立了全国同行第一间国营货栈——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议价成交。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实则是广东农产品价格改革的破冰之旅，在当时被视为一次“闯关式”的尝试——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国家统一定价的模式，让市场供求的“无形之手”开始试探着发挥作用。

1979年3月，广州率先放开塘鱼、冰鲜鱼市场，允许计划外的塘鱼、冰鲜鱼上市。刚开始，由于价格放开，塘鱼价格猛涨。1979年，1斤大头鱼涨到了3元，鲩鱼涨到了3.6元。一时间议论纷纷，市民意见很大。但广州市领导顶住压力，把它看成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阵痛”，持续推进物价改革。几年后，由于价格放开调动了养鱼人的积极性，塘鱼产量迅速增加。1984年，每斤鲩鱼的价格降到了1.4元，而鳊鱼的价格更降到了1元以下。市面上的鲜鱼种类也从10多种增加到上百种，广州人吃鱼变得容易了。1983年广州水产品上市总量达到150万担，平均每个广州市民可吃鱼60斤，其中鲜活的淡水鱼占了一半。过去的“追鱼书记”也被郊区的水产公司、养鱼大户不断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推销鱼货。

1985年，广州正式宣布取消水产品供应凭票制度。持续多年的“鱼票时代”画上句号。由于市场供应充足，有时到了旺季甚至供过于求，一些品种的鲜活淡水鱼不得不廉价抛售。为了使鱼“贱”不伤农，广东省水产部门提出“立足本地，把生意做到全国去”的经营方针，到全国各地推销鱼货，深受北方省市的欢迎，他们称广东送来的是“及时雨（鱼）”。鱼价放开，使广州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成功解决“吃鱼难”的城市，还迎来了“南鱼北运”的大好形势。

如今，在广州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活鱼早已是最寻常不过的商品，很少有人还会想起那个凭票买鱼的年代。但如果追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那些关于价格、供求与市场的最初法则，正是伴随着一条条看似普通的活鱼，开始游进历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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