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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涵

广州市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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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涵:粤剧救国,志士班与辛亥革命
2026-03-17  来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英雄花开英雄城”云平台(南方网) 2026年3月16日 作者:陈雅涵  


每逢三月木棉花开,广州便以满城赤焰,向世人昭示着“英雄城”的底色。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脉从不囿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亦不囿于泛黄典籍中的思想启蒙,而是悄然渗透进市井深处、梨园内外,化为每一个平凡爱国者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前后,粤剧界一群怀抱理想的有志之士,目睹国势衰微,深感戏曲不应止于娱乐,更应成为高台教化、唤醒国魂的利器,故决定投身于开启民智、再造河山的洪流,纷纷开始编演新剧抨击封建制度、支持民主革命。因这些剧目对贪官污吏的尖锐揭露、对阶级压迫的深刻批判引起民众强烈共鸣,故称其为“志士班”。


志士班的雏形始于1904年由革命党人陈少白、程子仪、李纪堂等在广州海幢寺创办的“天演公司”。他们招收青少年学员,编演了《地府革命》等一系列针砭时弊、颂扬英雄、反清爱国的“改良新戏”,后以采南歌剧团之名公开演出,播下志士班最初的火种。


1907年,首个正式粤剧志士班优天影剧社由黄鲁逸、黄轩胄等粤港两地志士创立,排演了以秋瑾为引的《火烧大沙头》、劝诫鸦片的《黑狱红莲》等一系列名剧,影响巨大。次年因宣传革命遭禁,原班底又重整旗鼓,在广州荔枝湾彭园成立振天声剧社。然而11月国丧禁戏致振天声剧社转赴南洋的吉隆坡、新加坡等地演出,向华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曾在新加坡接见了剧社全体成员,大加慰勉,称“其所演之戏本亦为见所未见”。剧社演出甚至引发新加坡同盟会的《中兴报》与保皇党办的《南洋总汇报》长达月余的笔战,其影响力可见一斑。1909年振天声剧社回到国内,不久被迫解散。


尽管时局艰难,志士班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如香港的现身说法社、振南天社,广州的移风社、现身说法台以及东莞的醒天梦剧社等团体,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革新浪潮。更令人敬佩的是,众多成员将一腔热血付诸革命实践。以醒天梦剧社为例,其全体成员参加同盟会,骨干林直勉捐尽家产以助革命,演员莫纪彭、李文甫先后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其中李文甫不幸在1911年3月29日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先锋,志士班点燃了戏剧救国与艺术革新的火种。在台前,他们是革新者,借改良戏剧传播新思想、革除旧习俗,亦将传统戏剧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为粤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台后,他们是革命者,以戏班为掩护,秘密为革命事业输送力量,成为与辛亥革命紧密交织、同频共振的艺术活动和政治实践,也成就了一段将家国命运与梨园艺术紧密相连的辉煌历史。1956年,周总理将粤剧誉为“南国红豆”,这份赞誉既是对陈少白、黄鲁逸、李文甫等一代志士“以戏为戈,启迪民智”的遥远回响,亦是对后继者传承这份精神的殷切期许。


正如木棉先花后叶、孤勇绽放,这些隐于幕后的志士亦以艺术为铠甲,在时代的烽火中挺立成一棵棵有风骨的红棉,将英雄的力量悄然注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如今的广州,将当年的戏台化作了遍布街巷的“红棉舞台”,将当年的唱词融进了向孩子们讲述的英雄故事,志士精神也如木棉的种子般飘入千家万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广州人。


“英雄花开英雄城”云平台(南方网)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