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于广州母亲河珠江的三流汇聚之处、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沙面岛之滨的白天鹅宾馆，见证了广州40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历程，而这40多年的每一天无不上演着最具广式生活韵味的场景。本文以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宾馆为研究对象，基于档案史料、口述历史与建筑空间分析，运用“广式生活”内涵框架，从多维度解构其实践范式，探究该酒店如何自1983年建成以来持续承载着广府生活美学的具象化实践，并成为中国对外合作制度创新与地域文化传播的双重载体。研究表明，白天鹅宾馆作为物质空间与文化实践的复合体，其40余年的发展轨迹不仅映射了中国酒店业制度变迁的微观史，更揭示出改革开放语境下地域文化全球化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自方针”；“四门大开”；岭南文化

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市民群体性的价值观及生活观是构成这种独特气质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1]曾任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的华安·克洛斯也有类似的观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移徙，95％的人都出于经济原因或者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进入城镇地区。城市化的内涵不仅仅意味着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是与城市相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在进入城市生活的人身上不断增强的过程。”

城市市民在衣食住行、就业、文艺、休闲等方方面面的选择与偏好，表达着他们特有的生活态度，反映了城市市民的群体生活状态。广州恰恰是这么一座个性独特的城市，始终致力于满足人的需求、尊重人的价值、兼顾人的情感，城市与居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居民与城市心灵契合，共同演奏着和谐优美的乐章。

广州人从不迷信任何脱离实际的抽象理想，而是密切关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内在关联，始终倡导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的互动闭环，持续坚守源于现实又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伊始就酝酿兴建的白天鹅宾馆诞生于广州并非偶然，恰是有性格的广州将改革开放付诸实践的率先推进，也是广式生活作为广州人群体乃至城市的价值理想的生动见证。

一、广式探索：三面汇流托举天鹅展翅

“白天鹅不仅是一间酒店，更是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见证。”在《一家酒店和一个伟大时代：白天鹅宾馆传奇》一书的序言之前，记录着这么一句话。这本书出版于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之所以称白天鹅为“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见证”，只因白天鹅宾馆自筹划之日起，就与改革开放的步伐紧密相连，由中央、广东和香港爱国侨商三方协力推动。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作出重要指示：在全国几大城市规划建造几家具备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随后广东省委很快成立了“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

白天鹅宾馆展览馆门口正对的柜子里，有一封字迹苍劲有力的信件。这封来自1979年的信件抬头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落款则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先生。全文仅304字，用最朴实、真诚的言语表达了与霍英东先生等人达成投资计划，且需要国家支持早日启动项目的意图。习仲勋书记的信件实质地撬动了中央、省市、香港的三面联动，加速推进了旅游业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

这个酒店项目也被视为粤港澳三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首次梦幻联动。在此信寄出之前，已有一场合作洽谈于1979年1月在澳门的葡京酒店举行，甲方是香港霍英东彭国珍投资公司，乙方则为广东省旅游工程赴港考察工作小组。在这场会谈上顺利签订的《广州沙面白鹅潭投资兴建旅馆计划意向书草案》，也成为日后中外合作建设白天鹅宾馆的各类工作推进的基础和引证。1979年4月5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了批复文件。至此，历时10个月的外商在广州兴建旅游饭店项目正式被批准立项。这就是白天鹅宾馆的孕育过程。

白天鹅宾馆自始至终离不开的灵魂人物之一，就是前述书中那句名言的作者、白天鹅宾馆投资方之一—霍英东先生。习仲勋书记的信件中将其评价为“爱国资本家”，“是广东人，有乡梓之情，希望在珠江河畔能看到第一个建成大旅馆一间”。习仲勋书记对霍英东先生家国情怀的评价，注定了白天鹅宾馆在未来的日子将与广州城牢牢绑定，酒店围绕珠江水而生的命运，也使它成为广州的城市变迁见证者—见证广州因珠江而兴，而对外开放走向国际。

白天鹅的选址，也透出了霍英东先生对珠江水和家乡的深情，“如果单纯想赚钱，就把宾馆建在离飞机场、火车站最近的市区。但各国的宾客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住在这个国家最有地理和文化特点的酒店”。他希望住进这家酒店的客人不仅对服务感到满意，更能感受到广州风光和中华文化。因此，在当时广州方面给出的选址中，他唯一心仪的就是白鹅潭畔沙面岛边上的一块烂滩涂。

沙面曾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为外商所熟知，东北侧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标志区域十三行，清代“一口通商”之处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堤一带是民国时期广州的金融和贸易核心区，地位堪比上海外滩，在此地建造宾馆更能彰显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是，与其他选址相比，沙面的滩涂地质条件最差、施工难度最大、建造成本最高。比如，沙面岛是一个完整的风貌建筑群，要避免新建道路切断风景线，对当时的设计来说是个难题。后来，一位国内设计师用一条紧挨江边的专用引桥连通了沿江西路和宾馆平台，既提高了宾馆的通达性，亦保持了沙面风景的完整性。最终，在省市政府和霍英东先生的共同坚持下，这个三流汇聚的滩涂成了白天鹅宾馆的孕育之地、展翅之滨。

此后的推进工作，无处不体现了在国家的支持下，省市政府和侨商敢于创新，共同探索中外合作建设酒店机制的决心。经翻阅多份广东与香港方面的往来文件、中外合作协议、贷款协议等资料后发现，文中多次出现“由甲方负责投资”“国家不需要投资”“甲方无条件将经营管理权交还国家”等表述。白天鹅首创的“外商投资+银行贷款”模式是改革开放之初招商引资的机制创新。

随后，白天鹅再次创新，大胆启用“三自方针”，即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设和采购、自行经营管理白天鹅。在后世看来，“三自方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中国建筑设计和旅游业界士气之举，但对当时的霍英东先生而言，则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商人基于实际情况考量、敢为人先的一场冒险。投资方测算发现，由于宾馆资金紧张，到施工后期只剩300万美元的资金，如不精打细算地自行采购和管理，至少会存在三分之一的资金缺口。因此，无论从展现国家形象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白天鹅“必须走‘三自’的道路”，且要运用敢为人先的精神，蹚出一条改革之路。

从1984年1月到1985年2月短短一年时间内，邓小平同志三顾白天鹅宾馆，最后一次临行前，他还特意自己掏钱买了好些白天鹅宾馆面包，说要带回去回味，并留下了“邓小平”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先后三次视察同一家酒店，这充分证明了白天鹅宾馆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纪实标签。所以霍英东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专门回顾了白天鹅宾馆的创建历程，意味深长地发出感慨：“白天鹅不仅是一家宾馆，更是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见证。”

二、广式建筑：六维玉屏镌刻濯月故水

对1979年的广州而言，开放、创新之路并不好走。以白天鹅的设计建造为例，当时内地的建筑设计人员很长时间没有与外界交流，对国际上的建筑技术发展到什么水平不够了解，也对国外的高层建筑规范知之甚少，对国际宾馆的设计、建造以及管理更是没有概念。香港团队一直担心，由国内的建筑师负责设计，白天鹅是否会设计成毫无特色的“火柴盒”样式，内部装修设计是否又跟得上国际水准。

面对各种声音，决定白天鹅由中国人主导设计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内有关领导人的关心，他们一直要求宾馆的建筑、机电等专业设计应由国内设计师主导；二是霍英东的决心，“在国内建设大宾馆，外国设计师无法在短时间内弄懂中国文化和艺术，只有我们中国的设计师才懂中国文化和艺术表现，才能够把政府的要求和酒店运营的需求最终完美地融合满足”。霍英东先生选择并笃定地相信两位中国设计师—佘畯南和莫伯治。为了让设计人员多了解国际建筑发展，激发灵感，他决定亲自带设计团队到香港和国外“走走看看”。1979年1月，在霍英东先生的安排下、在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林西带领下，建筑大师佘畯南、莫伯治及内地设计、施工骨干团队，赴香港考察，住最高级的酒店，参观最著名的建筑物，与香港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座谈。

果然，两位中国设计师不负众望，在充分学习境外先进经验、结合国内条件和沙面地理环境，给出了白天鹅的设计方案。以国内专家为核心的设计团队联合广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填江造地、御风定砣，建造出根基稳固且垂直偏差仅为3毫米半的34层现代楼宇。中西合璧的白天鹅宾馆外形是乳白色的“腰鼓形”，宛如一面玉屏临江而立，高贵而优雅，迎接海上八方来客。远远看去，又宛若一只优雅的天鹅，在三江托举之上意欲展翅。

白天鹅宾馆的设计内外兼修，室内最精彩的部分当属中庭。中庭灵感源自岭南建筑特别是西关大屋的“天井”结构，起到采光、透气的作用，彰显建筑物通透、大气之感。于白天鹅而言，中庭是酒店动线交互中心，亦是室内园林之所在，游子、游客打卡的焦点—“故乡水”。

步入白天鹅宾馆大堂，循着阳光前行，便来到中庭观景台，一幅岭南园林图景如仙境般呈现在游客面前：只见石山前一水飞瀑，带着悦耳的水声倾流而下，在阳光下如绢如雾，石山之下，池水淙淙汇流、锦鲤灿灿金光，两岸花团锦簇，山顶亭台楼阁。六角亭的牌匾镌刻“濯月”二字，下面楹联写着“故人情重一江水，南国春深万树花”。左侧“故乡水”三个大字是这幅图景的点睛之笔，点出了白天鹅宾馆的“精、气、神”，更点出了霍英东及一众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故乡水”旁是一行刚劲字体—“别来此处最萦牵”，将思乡寻根的桑梓之情表露无遗。佘畯南将这一空间理念以“六维空间”理论释之，即在长、宽、高传统“三维”基础上，融合声音、光照、人的动线，让整体景致“动起来”，让游客移步换景，将建筑的天然性、观赏性与实用性巧妙融合。

“故乡水”前每天都是络绎不绝的游人在拍照，不仅因为它是这个“六维空间”中让人眼前一亮的岭南园林，更因为它是最具中国代表性的符号，承载着海外游子们对祖国大地的情感寄托。宾馆外是珠江水三流汇聚，宾馆内是故乡水不停歇地流淌，正如海外游子随江海回归故乡，一脉相承。也有人认为这是广式建筑善用风水的做法：风水讲究以水为财，珠江奔腾不息、航船百舸争流，将这三路“外水”引入“内水”，意为将各路财气聚入白天鹅。

而“引水”之举全靠南侧的临江玻璃幕墙。这片幕墙总长度达72米，每片玻璃高7米、宽2.5米、厚19毫米，纯净无杂质，透光、隔噪效果很好，还可防台风。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绝对是领时代之先的，由霍英东亲自带着建筑团队参观香港维港的丽晶大酒店后拍板，并从英国定制。为何这面玻璃幕墙如此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一扇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代表了华人的胸襟与视野。

随着设计和建造的推进，白天鹅宾馆的轮廓渐渐清晰。这时一个念头在霍英东脑中浮起：这座代表国家改革开放新形象的宾馆，该有一个标识，而这个标识亦是白天鹅宾馆的商标。霍英东聘请美国著名酒店设计公司Hirsch Bedner Associates（简称HBA）操刀，其设计理念源于羊城八景之一—鹅潭夜月：标识颜色采用锈红色和白色，形状仿佛一轮圆月映照下，一只白天鹅浮游在江面上，低头吟唱，又像月亮、天鹅倒映在江面，简洁高雅、韵味悠远。

1994年10月，白天鹅宾馆的标识获得国家工商局的正式批准，光荣地成为中国第001号服务商标（第42类769001号）。这个标识被沿用至今，成为白天鹅宾馆乃至广州这座城市国际化形象对外传播的一个符号，也让广州有了第一张对外交流的“名片”。

三、广式美食：宾客至上运尽匠心匠行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诗，那么美食则是流动的乐章，“食在广州”早已成为广州连接本土、连接世界的话语。“将来你有本事，就请我们到白天鹅饮茶。”—不少广州的70后、80后都听过长辈这番期盼。这不仅说明白天鹅宾馆在广州人心目中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也是对以白天鹅为代表的广州美食的称赞。因开业之始，白天鹅宾馆即以三十个中西餐厅开创了中国高端酒店餐饮体系的先河。

白天鹅餐饮首次惊艳亮相，可追溯到开业前的“试业晚宴”，1982年10月14日，霍英东先生要求仍在试业期间的白天鹅宾馆办一场晚宴，招待省市领导和贵宾。殊不知，当天早上厨房是炉灶还未安好，地上的淤泥、积水还未清理的状态，霍英东先生明确要求厨房主管：“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等领导来宾馆吃晚饭，就算四菜一汤，你也要给我弄两桌出来。”这位厨房主管是后来成为宾馆副总经理的彭树挺。他曾回忆，除了召集各施工单位完成场地清理、炉灶安装调试和通电、通燃气外，做一场高端的宴会还有很多东西要准备，包括数十种食材、精美的陈设和银器餐具。而当晚到场的宾客也不是“两桌”，而是一百多位贵宾，开了二十桌；菜式也不是“四菜一汤”，而是真正颇具规模的高档晚宴。有人统计过，当晚使用的餐具达一千多件，各种玻璃杯有二十九个系列、上百种。

高规格的“试业晚宴”为白天鹅的餐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酒店众多餐厅中，当属“故乡水”背后的“玉堂春暖”中餐厅最为人津津乐道。在设计方面，该餐厅是按照广州西关大宅格局设计，满洲花窗、潮州木雕挂落、屏风、回廊，每一处都流淌着岭南文化气息，而中心鱼池则是此景的“景眼”。在菜式方面，这个岭南园林餐厅有哪些粤式美食？它不仅有“散养120天的葵花鸡”常年蝉联各项美食榜单，还有既保留了广式烧腊蜜香酥脆、又融入东南亚香草清新的“香茅乳鸽”。春节期间的“金玉满堂盆菜”以鲍参翅肚为底，铺陈白天鹅餐饮的招牌风味。这种层层叠加的烹饪美学，暗合广府年俗中“九大簋”的宴客传统，更复刻了珠江三角洲“祠堂围炉”的集体记忆。

白天鹅的广式餐饮还肩负着一个使命—美食外交。因此，在这里不仅中餐得意，世界美食也得到完美呈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制造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下的招商引资提供平台，霍英东先生顶着各方压力，于1982年12月在白天鹅开设了华南第一家日本餐厅—平田餐厅。然而，平田餐厅的起步并不顺利。一方面是日料中的“刺身”并非国人饮食中的常客，食客对于生食的接受度普遍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海鲜捕捞及加工产业尚未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餐厅要获得能够满足生食标准的日料食材也实属不易。可见，改革开放覆盖方方面面，不仅包括经济开放、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还包括了国人饮食口味等软性因素。

除了在日料领域的突破，白天鹅宾馆对于法式西餐的匠心追求同样地道，白天鹅宾馆的“丝绸之路扒房”就曾获得了重要人物的肯定。1984年邓小平首次下榻白天鹅宾馆时便到该西餐厅用餐，曾留学法国多年的小平同志盛赞：“这里的西餐做得很好，很正宗。”[2]1985年，第三次下榻白天鹅宾馆的小平同志在临走前还不忘自己掏钱买上些法式面包带回上海。

与改革开放拥抱世界一样，白天鹅宾馆以美食为媒介，让世界友人与岭南文化对话，“美食外交”的精彩剧目在这里上演了40多年。因时常接待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为了展现中国的饮食文化，又为满足每位贵宾的口味，白天鹅餐饮团队会根据宾客的饮食习惯定制菜单，确保每一道菜都能既满足宾客需求又传达出中国味道。在粤菜传统的“八宝冬瓜盅”内加入德国总理科尔喜爱的火腿；在金秋菊花盛开时，以油炸的“鹅谭菊花鱼”招待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在驰名中外的粤式点心基础上，以“月映仙兔”为名，向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讲述中国神话故事的唯美意境。

此外，酒店餐饮还善于以美食节的形式串联各国各地的风味与味蕾。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白天鹅便举办了美国加州葡萄园美食节和南非美食节，在新世纪到来后又陆续推出扬州美食节、金陵美食节、以“寻根怀古”为主题的《红楼梦》美食节等。看似独立的美食策划，却是串联岭南文化与中外文化的纽带，为旅客及食客带来更加丰富的味觉体验和更具新鲜感的消费体验，也促使广式美食为食客作出的每次华丽转变，都展现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广州城市精神。

白天鹅宾馆对于美食的匠心追求既守住了“鸡有鸡味，鱼有鱼味”的广式执着，也拥抱“无问西东，兼容并蓄”的国际视野；既能透过“玉堂春暖”的满洲窗花看见十三行商船的帆影，也能从一枚迷你月饼的法式酥皮中咀嚼出岭南文化的开放与韧性；通过餐厅和美食将城市精神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语法”，让人在品味美食之中读懂广州。

四、广式管理：“四门大开”展现世界一流

“三自方针”道路的最后一关，是管理关。“不要说内地，当时连香港都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是自行管理的。”霍英东先生曾言，白天鹅宾馆在管理上有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管理集团管理，二是完全交由国内酒店业人士管理。显然，白天鹅选择了后者，并自此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蕴含岭南人文和情感温度的管理风格。

最为人乐道、又最具颠覆性的管理策略就是“四门大开”。要知道，当年内地的宾馆为了确保安全，是需要有工作证、介绍信才能进入的，对老百姓而言，是个近在眼前却“距离”遥远的场所，更何况是白天鹅这一涉外宾馆。

“这样不行！”霍英东先生坚持酒店应该打开门做生意，白天鹅宾馆必须“四门大开，迎天下客”。此举得到国家领导杨尚昆同志的支持：“过去的酒店宾馆越高级越封闭，壁垒越来越森严，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白天鹅宾馆开业当日，四门大开也历经波折：一大早，仿佛全广州的人都来了，穿人字拖的，穿背心的，甚至光着膀子，背着活鸡、活鸭的市民都想进来看一看，就在这样的冲击之下，白天鹅宾馆完成了首日营业。

“四门大开”让老百姓见识到了室内岭南园林、大理石地砖，以及洗手间是有服务员递擦手纸的，更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老百姓的心里：他们能平等地享受开放的红利。这是广州的开放与上海的开放的不同之处。具体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只有领导人物和商业人士，才有机会获得在国际星级酒店登堂入室的资格。而广州因为有了白天鹅的“四门大开”，广州人从白天鹅这扇门就能接触到国际最高标准的服务，看到最新潮流的商业动向，白天鹅也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舞台。1984年2月，白天鹅宾馆开业一周年，这里上演了广州第一次大型国际时装表演，从香港聘请了10名国际专业时装模特，向到场的观众展示了近300件时装，包括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的时装系列，吸引了港澳人士、驻穗外宾和广州有关人士400多人观看。1988年12月24日，白天鹅宾馆85米高的主楼立面和600多米长的引桥，亮起一幅流光溢彩的灯饰画卷，与珠江水色互相辉映，甚似香港维港夜景。自此，“圣诞到白天鹅睇彩灯”，跟中庭三层高的圣诞树拍照，成为广州人数十年来的习惯。

白天鹅坚持以专业的服务标准来迎接每天的“泼天流量”，并在国内酒店业中率先提出了“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理念。比如宾馆电话总机接听电话时，一开始是以较为正规的官方语言“您好”开头、“谢谢，再见”结尾。为了让客人感觉更温暖，时任白天鹅宾馆话务班班长的谢佩芳提出“要做些改变”。于是，春节期间拨打电话的顾客惊喜地听到“恭喜发财”，圣诞前夕会听到“圣诞快乐”等。类似的节日问候语在20世纪80年代是超前的、突破思想禁锢的，却又是代表着开放自由、联通世界的，让不少华侨和外籍客人为之感动、共鸣。

为提升管理质量，早在1985年，白天鹅就成为国内首个引进电脑管理系统的酒店，与此同时，宾馆每年定向选送馆内优秀人员到国内外顶尖学校进修酒店管理专业，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业务的核心管理团队。

那么，始终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白天鹅，与国际酒店管理水平有多大差距？当时白天鹅开业后，霍英东先生与团队一直在思考，或者说是力争对标。据霍英东先生观察，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白天鹅宾馆无论在设备设施、员工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酒店的素质和条件，可以申报加入世界一流酒店组织（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简称“LHW”，中文名后改为“立鼎世酒店集团”）。

在霍英东先生的申请下，1985年LHW派员来到广州，经过一番考察，所有考评人员都被白天鹅征服了，一致认为这家酒店设计风格独特，设备设施高级，管理和服务也十分优秀，完全达到了国际一流酒店水准。LHW名誉主席、前任总裁沃特·施耐德当即表示，他一走进白天鹅宾馆大堂就被吸引住了，感到非常惊讶和高兴：“我亲眼看到中国人能管理好酒店，应当像白天鹅一样由中国人去管理中国的酒店，不需要都让外国人去管。”LHW于1985年7月正式吸纳白天鹅宾馆成为该组织成员，这也是中国的酒店首次加入LHW并受邀派员出席年会。白天鹅宾馆率先加入LHW，证明了中国人可以管理好自己的酒店，并率先采用LQA（Leading Quality Assurance，领先质量保证）的管理标准。到1990年成为国家第一批五星级酒店之一，白天鹅宾馆同时执行LQA和五星级酒店两套引领性的管理标准。

为对标国际酒店管理标准，白天鹅培养出中国第一代“金钥匙”。20世纪50年代，欧洲金钥匙大酒店组织在法国巴黎成立，“金钥匙”是指身着一身考究的燕尾服、衣领上别着一对交叉的“金钥匙”徽号、给客人排忧解难的酒店专业人员。1987年，白天鹅率先引入国际“金钥匙”服务体系，1991年时任礼宾部经理的叶世豪就成为国内加入国际金钥匙协会的第一人。关于白天鹅“金钥匙”团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数接待比尔·盖茨。1995年年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应邀从香港到白天鹅宾馆举行商业演讲会，微软香港公司向白天鹅宾馆提出，最好能调用直升飞机开辟从南沙到沙滘岛的特别航线。租借直升机的任务落到了当时宾馆的几位“金钥匙”身上，拿航线批文、实地踩点考察、确定接待方案，待一切完善后，出于职业习惯，“金钥匙”们又提出两个应急预案。盖茨如期乘坐水翼船抵达南沙，可惜天公不作美，直升机无法起飞，应急预案迅即启动，改从陆路到达沙滘岛，立即登上快艇。15分钟后，比尔·盖茨如期出现在白天鹅宾馆会议中心的讲台上。

白天鹅深知，要有管理引领，先要有人才引领，不仅将现代酒店管理与中国国情、岭南文化融合，创造性地打造出一套管理理念与制度，而且毫不吝啬地向内地酒店业输送经验和人才。白天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酒店业的黄埔军校”，不仅派出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到同行酒店去讲课，也接受全国同行到白天鹅宾馆学习交流和参加培训。除了分享经验、培养人才之外，白天鹅宾馆还在国内首先出版《白天鹅宾馆管理实务》这本指导酒店完善所有部门管理的规范性书籍，并持续更新了五版，被中国酒店人称为“中国酒店业必备圣经”。

自开业以来，白天鹅宾馆经历了三次“管理进阶”。第一阶段是走出去、学回来，大量酒店管理人员和骨干人才在霍英东先生的支持下到海外培训和交流，学习国际最先进的酒店经营管理经验；第二阶段是中西结合后创造出一套适合自身的管理机制；而第三阶段就是白天鹅2015年改造复业之后的守正创新、自我超越，这得益于广州这片改革创新的沃土和敢为人先的人们。

五、广式服务：平等相待长迎八方来朋

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流“舞台”和广式生活的展示“窗口”，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立体化叙事空间”。

早在外宾到来之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于1984年1月亲临了开业近一年的白天鹅宾馆视察。他观酒店大堂的“故乡水”，品“丝绸之路扒房”的西餐，又站在28楼俯瞰珠江景色连声赞道：“白天鹅好！比美国的酒店还要好！”[3]80岁老者言语间透露出的欣喜，今日反复品读，仍然令人深受振奋。1985年，邓小平又两度到访白天鹅，并留下了珍贵墨宝。此后，白天鹅宾馆又陆续接待了胡耀邦、田纪云、李瑞环、朱镕基、杨尚昆、荣毅仁、董建华等国家重要领导人。

白天鹅宾馆40多年来接待过多位外国元首和跨国企业家，成为“宾馆外交”的重要平台。1986年，白天鹅宾馆迎来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丈夫爱丁堡公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英国官方首次友好访问中国。加之英女王是为香港回归而来，更是为两国的未来而来，而广州作为其此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站，能否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关系到这一重大外交事件是否能够圆满落幕。为此，白天鹅进行了一系列软硬件的精密筹备。如酒店餐饮部深入了解英女王的饮食习惯，甚至根据她的血型，专门准备了既富有家宴的人情味，又带有粤式饮食风味的“五菜一汤”。就连这次接待宴的餐具也是特别定制的“天鹅样式”产品，现作为白天鹅宾馆重要的历史时间符号展陈于酒店的展览馆中。英女王在白天鹅宾馆逗留的时间仅有两小时零十分钟，宾馆每个人却严阵以待，因为接待工作的一举一动背后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面貌。

除了在中英两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及见证者，白天鹅宾馆在中美友好关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85年9月的第五次访华行程中，选择下榻白天鹅宾馆，由此体验到了专业的酒店服务，更看到广州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面貌。“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但我认为没有一间能与白天鹅宾馆相比。其精美的菜式、优质的服务和超水准的诚挚接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中国的第五次访问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认为白天鹅宾馆的特色是优雅舒适。……从这么好的管理水平，可以看到广东的人才是杰出的。”[4]尼克松在白天鹅的贵宾留言本上留下这样一段话，表面是对酒店运营管理水平的肯定，但本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认可。

白天鹅宾馆的服务水准不仅体现在广式温情的接待上，更表现在对安保、通信等范畴的危机管控能力上。例如1982年，为接待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访华，白天鹅宾馆与美方安保人员协同封锁总统所住楼层，协助美方安置重达五吨的保卫设施，还特别准备了一类似电梯间的避难间，将安保措施做到万无一失。此外，在通信尚不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完成1987年接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任务，白天鹅宾馆配备了跨国、跨地区的长途电话，让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商界精英既能专注讨论香港基本法起草事宜，又能远程指挥企业在港业务。此外，1996年，广州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国际性首脑会议—亚太城市首脑会议在白天鹅举办，白天鹅引入了多套世界一流的同声传译设备，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截至2024年，白天鹅宾馆共接待了超过50个国家近200位元首和政府首脑，[5]既遵循国际一流的酒店经营标准，又坚持兼容并蓄的本土特色。这得益于广州千年来对外通商延续下来的国际视野，能兼容并包，照顾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需求，是中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化精髓的具象化表达，亦展现了广州海纳百川、平等以待的城市精神。

与广州城市精神一样，白天鹅宾馆不仅服务国内外重要嘉宾和活动，更是自“四门大开”就以温暖的广式服务“让人民群众感受改革开放”的力量。比如，20世纪80年代，酒店就决定劳斯莱斯车队不仅要完成外交任务，还要用于顾客的婚宴套餐产品中，让世界顶级豪车成为接亲座驾，让老百姓也有机会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享受到豪华服务。

每逢人生大事、节日庆典，老百姓总会第一时间想到白天鹅的广式服务和象征意义。“70后80后广州人都有一张与白天鹅圣诞树的合照”，这个集体回忆来自白天鹅宾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的圣诞树装饰。这棵圣诞树有三层楼高，在广州“独树一帜”，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网红打卡点”。类似地，“50后60后华侨都有一张与故乡水的合照”—和霍英东先生一样，无数游子们被“故乡水”场景感动，正所谓“曲桥锁双眉，自在鱼几尾。何时归家日？但听故乡水！”[6]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租用白天鹅的江畔楼作为签证中心，在这里获得移民签证的华人，大多都会在旁边的白天鹅宾馆用餐或拍照留念。这样的照片寄托了老华侨们对故乡最深的眷念，以至华侨们每次回国，总要到广州白天鹅宾馆故地重游，表达桑梓深情。

白天鹅以独特的服务呈现，治愈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唤起了代代中国人的情感共鸣，不仅体现了其作为“城市客厅”的定位，也强化了人们对“开放广州”的文化认同。更需要强调的是，“高端而不高冷”正是广式服务的温暖之处，也是广州的城市性格使然。时至今日，白天鹅宾馆一如既往坚持面向全球各种类型的旅客提供多元化服务，白天鹅宾馆总经理林镇海整理出的87个服务点覆盖线上线下营销、交通通达方式、消费习惯，最后落到酒店个性化服务。其理念和广州的城市治理一样注重普惠性和精细化，在服务、建筑、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对外宾、归侨以及普通百姓细说着中国的故事。

六、广式文化：本土荟萃国际同生共长

与广州对外交往史一样，白天鹅的故事也发生在荔湾沙面岛一带，地理与时空的交织注定了白天鹅与广州城市文化的同频共振。白天鹅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无处不在，不仅体现在其是沙面岛上欧陆建筑最集中的“露天博物馆”，更体现在其建筑空间、住宿餐饮、非遗传承、社区共建等各个方面都传达着岭南文化特色及“从容娴雅”的广式生活方式。

以中国人的高标准美术作品来展示中国风采最合适不过。在酒店开业前，霍英东先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华南地区唯一高等美术学府—广州美术学院，希望他们能够为即将开业的白天鹅宾馆提供一定数量的美术作品。师生们知道要为这座代表开放的高星级酒店准备艺术品，热情非常高涨，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数千幅国画、油画、版画，一直展示在宾馆的客房、餐厅里。

同时，霍英东先生在各地搜罗岭南文化的艺术家和作品。比如被称为白天鹅镇馆之宝、由佛山陶瓷雕塑大师刘泽棉和刘炳创作的《十八罗汉》雕塑，取材自吴道子名作《八十七神仙卷》的漆器画屏，中庭郁翠玲珑的玉船、玉塔雕塑，还有各处空间抬头可见的来自秦咢生、李曲斋、启功等书法大家亲笔书写的牌匾、对联，展示在总统套房楼层的黎雄才、关山月等大师的画作，等等。2015年白天鹅改造后的客房和公共区域都增加了多件艺术作品，包括一级美术师许钦松先生的作品，[7]以及日本艺术家中桥武春利用大堂三层酒塔为背景制作的《云山珠水明月红棉》大型铁艺艺术品、当代艺术家沈烈毅利用玉船底座制作的《珠水帆影》不锈钢禅意艺术品、当代画家陈心懋的现代国画艺术品等，移步换景、故事不断，使得白天鹅宾馆真正成为一座中国对外展示和传播岭南文化的“博物馆”，每天举办着永不落幕的展览。这种观照历史、世代传承的人文情怀，一直被根植于白天鹅和广州城的文化基因中。

白天鹅在不遗余力呈现岭南文化瑰宝的同时，还广纳世界艺术元素。自千禧年起，白天鹅宾馆与广州交响乐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吸引小提琴大师帕尔曼、作曲家谭盾、指挥家余隆等在内的诸多国内外音乐大家莅临。不知是霍英东先生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同为异乡游子的心灵感应，还是中华文化基因唤醒的共同记忆，马友友于1998年在美国创办的跨国音乐项目同样名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nsemble），致力于探索和呈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音乐传统。这一故事是宏观的世界文化与微观的酒店叙事的交叠，也是文化旅游业与卓越音乐家的跨界互通，随后还促成了白天鹅宾馆与广东青年音乐周这一重要文化活动的深度合作，延续了白天鹅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

可见，白天鹅宾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居住功能，持续向世界传递着一种文化，展示着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国际对话”。一是“酒店+园林”和“酒店+艺术”的方式阐释着岭南文化特色，为宾客带来独特的视觉及听觉体验。二是通过“酒店+非遗”的方式，在酒店内举办非遗课堂，邀请宾客体验广彩绘制、窗花剪纸、竹编织染、月饼制作等手工艺制作，促进文化参与及传播。三是通过“酒店+旅游”的方式，串联珠江沿岸文化经典，提供深度带游沙面等特色服务，推出“古树打卡”活动，使宾客沉浸式感受广州及白天鹅的文化底蕴。四是通过“酒店+社区”的方式，参与沙面岛的文化遗产保护，倡导社区活化，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五是通过“酒店+音乐”的方式，携手星海音乐厅等主体推出“四季雅乐季”等文化品牌，以文人茶聚、主题晚宴和音乐聆赏等形式，融合跨文化名家导赏，在不同季节拾取“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的乐趣，让旅客在轻松优雅的聚会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之美，体验广式生活之趣。六是通过“酒店+数字化”的方式，借助社交媒体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互联互通，并通过直播等现代热门方式串联线上参与及线下体验，旨在形成“分享—互动—参与—分享”的良性循环。

通过多元化的“酒店+”要素，白天鹅传播着岭南文化和广式生活方式，更提升着酒店经营的韧劲。酒店不仅要为客人提供舒适的客房、美味的餐饮，更应为客人提供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成为客人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

七、结语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四十年四十个第一》在2018年播出，通过40年来人民生产生活中发生的“第一”，展现改革开放的成就。作为其中的主角之一，白天鹅宾馆40多年来更是在设计、运营和服务上创下了18个“第一”。

从40多年前“四门大开”的引领改革，到40多年后不忘初心的守正出新，白天鹅宾馆诉说的一段历史，是“敢为人先”的开放，也是广式文化的包容、自在，更是对无分阶层的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国政要和名人在白天鹅找到他们想要体验的广州文化，老百姓在这里找到舒适、有品质的体验感受，岭南文化在这里传播、传承，广式生活在这里走向世界。正如林镇海所言，引领文化的更高方式是引领文明，文化传播的最高方式是文明的传播。

如今，广式生活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文明而存在，是广州这座城市的韧性，亦是最捕获人心的文明传播，透过白天鹅这扇窗、广州这扇南大门，世界读懂了广州，并争相体验广式生活的魅力。

生于改革开放的广州，一路展翅飞向世界，白天鹅宾馆沉淀的是改革开放历经挑战的选择和积累，传播的是岭南文化和广式生活的场景和素材，见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杜维明：《城市化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载《光明日报》2010年7月1日第11版。

[2] 张添主编：《一家酒店和一个伟大的时代：白天鹅宾馆传奇》，广东旅游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

[3] 杨小鹏主编，雷铎编著：《光荣与求索：霍英东之梦与白天鹅之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

[4] 张添主编：《一家酒店和一个伟大的时代：白天鹅宾馆传奇》，广东旅游出版社，2018年，第142页。

[5] 《广州白天鹅宾馆高质量完成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接待任务》，网易，2024年11月13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JGRKTF510536QGL3.html

[6] 张添主编：《一家酒店和一个伟大的时代：白天鹅宾馆传奇》，广东旅游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7] 《南方都市报》：《承载广州人回忆的白天鹅宾馆，原来变成了这样！》，“广州有咩事”微信公众号，2015年7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19TQxeTFaWPRXhY8pjMLYQ

本文原刊于《广式生活》第1辑第241-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