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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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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
2022-03-21  来源: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新刊】张跃国|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

 作者:张跃国  2022年1月17日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应视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它与普遍理解的现代化相通相融,同时在内涵、本质、特征上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既区别于西方既成的现代化,也与全面小康存在“边”的变化。依照预设目标和现有材料,可以把它概括为合规定性、整全性、包容性于一体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正题之际考察其生成条件,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社会主义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土资源的现代化“出场”构成基本条件,而主体自觉则是决定性条件。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对于真正的主体自觉至关重要,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最大“历史合力”的第一性的因素。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形态 生成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他专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他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细绎这些重要论述,不难体悟出三层基本意思: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在实践中全面展开,经过艰辛探索和长期奋斗,现在我们真正开启了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第二,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这表明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目标方向上已经有意识地预先作了界定,要在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工作部署中得到体现。第三,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本质、特征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将会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和人类文明形态。


鲜明标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自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宏大观照,则会发现,它更应该是人们对既往历史的演进逻辑深刻反思之后的自觉重建。如此解读,隐含着一个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命题: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当如何建设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美好未来,而当今世界并不理想,既往历史也不足为训。事实上,西方思想家同样也在思考人类的未来,认识到“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所有国家的人民都需要克服这种神秘感——“如何将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新秩序”,并且承认,“一批历史上素不相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是彼此保持距离而已)、只认自己实力的实体更有可能带来冲突,而不是秩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扬追求世界秩序而实际上带来人类冲突的,恰恰是这些迷信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的实体。这充分反证出,不同文明体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不具唯一性,不能强求一律;也进一步揭示出,人类需要更高或者更新的文明形态,来引领形成新的“世界秩序”。


因此,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概念场进行解析,它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的超越与升华自不待言,确实足以让中华民族心潮澎湃。问题是,我们标注的现代化与已知的现代化有何不同?这个“天命”为什么会降到我们身上?基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主动,我们当然可以高声宣告,因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而基于历史理性和历史条件,我们也很清楚,“在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因为从结果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是自然而然、顺水推舟就可以达成的。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这个人类历史奇迹的面目如何,能否发生,其生成需要什么具体条件,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做出逻辑自洽而令人信服,也让自己确证确信的解答。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曾经精辟地指出:“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历史命题,面临的是同样性质的任务。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奇迹或者奇事,重要的还不是自说自话,大谈其重要意义——虽然不言而喻,但也面临经验事实的拷问——而是立足性质本质、目标任务和可能的结果状态,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分析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阐发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这是时代的呼声和实践的要求,也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得以安身立命的合法性根据。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之辨


诚然,“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这个判断做出负责任、有底色的阐释,也极易引起重大误解,好像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故意标新立异,而这种高自标置又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其实理性(也包括冷静)地看,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个历史宏愿,我们宁愿存在世界通用模式和统一标准。假如真有现成的路子,不必另辟蹊径,轻车熟路还可以遍赏沿途风景,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在“现代化”之前缀以“中国式”,只能是运用科学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客观反映了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对中国来说它应该就是“唯一性”,对此没有必要摆出架势进行抽象的辩论。同时,我们还应该承认,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来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确实也有相通甚至共同的地方,否认这一点,就背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首先,“现代化”这个历史现象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也是源自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梦想始终绕不开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仿、学习甚至比附,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今天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拒绝源自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是要吸收借鉴这种理论以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现代化“一般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再具体一点描述,“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延伸开来,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高科技、电子化、数字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当然,面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现代化的内涵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它必然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这应该成为共同的认识和标准。从实践中看,尽管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道路千差万别,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推进工业化并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却是其共同的主线和目标。同时,“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的成长模式和表现方式不必雷同,但是在动力、特征、形态、进程等方面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产生相通相融的地方。


中国虽然是世界历史的特殊样本,但也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日益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等基本内容上,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构成要素上,都不应例外,也不能例外,而且无疑会继续受到世界历史性活动的广泛影响。


第二,就现代化本身而言,其路径和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而内容和标准则应指向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一般性。唯物史观是历史必然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统一,历史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的,只强调独特性和差异性,忽视统一性和一般性,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因此,讲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在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上是成立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基本常识;但是,断言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则未免有些感情用事。从最简单的语义上来理解,模式和标准也不能混为一谈。《现代汉语词典》对“模式”的解释为:“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对“标准”的解释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显而易见,标准形式或者标准样式侧重于外部形式、表现形式,准则当然也要有表现形式,但没有实质内容和确定性内涵,就无法衡量事物的质、量、度。从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看,不同性质、类型的现代化显然也有共同涵盖的内容以及相互关联的因素。对于现代化水平和程度的测度,事实上存在一些世界公认、普遍采用、能够互相比较的标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经常采用一系列通行的统计指标,用以衡量和比较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其中最显性和最基本的判断收入水平的指标,就是世界银行采用而为各国所公认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00美元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才有资格谈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测算结果约为2.3万美元,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的。此外,如城镇化率、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评价创新水平的全球创新指数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衡量发达程度的指标,也就是现代化水平的显性表达。在市场网络、国际投资与贸易、供应链产业链等关联领域,同样存在国际公认和普遍遵循的规则与标准,事实上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包括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内容。如果一概否认,就与我们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和追求自相矛盾了。


第三,在历史必然性上,我们相信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而在现实性上,中国式现代化方兴未艾,可以说刚刚进入正题,更多地意味着我们的预设目标和主动追求。如果我们承认,“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发展优势地位,引领着现代化的风潮和方向”,并且“迄今为止,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10亿”,也就是人类社会已经存在现代化的既成事实,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可能性与西方现代化的既成事实性之间就没有实证意义上的可比性。因此,我们当前描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特征,毋宁说是未来向度的生成条件和构成要素,或者说是运动过程中应该展现的状态。只有厘清这个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时空坐标上的着落点。另一方面,从历史事实、理论逻辑和价值立场分析,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也只有“中国式”的现代化才是中国能够实现的现代化。这样表述并非自我循环论证。只要把“中国式”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或者特定概念,深入考察并严格界定其内涵意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泛化词语的一般理解上,就不会怀疑这个结论的严肃性和确定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之解


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现代化冠以“中国式”,相较于“既有”现代化显然发生了质变或部分质变(虽然目前尚未实现);而明确标注现代化,显然也有别于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小康”。找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两条主要的“边”,才能够认清它的性质或者本质,也才能识别“中国式”之于“其他式”的特殊之处。那么,此“式”究为何“式”,此“现代化”究为何“现代化”?综合现实各种材料和预设目标,如果作一个粗略的概括,可以命名为“三性合一式”,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合规定性、整全性、包容性于一体的人类文明形态。


所谓“规定性”,一方面是指社会性质。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开展的,这与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则标明发展阶段。从现代化的起点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不能从新中国成立之前起算,尽管近代以来事实上发生过对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充其量不过是资本帝国主义所允许的,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的碎片化的现代化“现象”。这个起点也不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起算,因为小康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每个发展阶段都是有“边”的。如果说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现代化的前提,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段时期应该视为现代化的前奏,而现代化的正题则是未来三十年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也就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起始于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日,延续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时。新发展阶段的内涵和表征,通俗地说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定性的描述是高质量,而反映高质量的是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后确立的一系列定性目标和量化数值。


所谓“整全性”,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五位一体”内容上的全面,还要整合结构、层次、时序,将其融为一炉,实现生机活力与协调有序的统一。在结构上,首先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同时清醒认识到,“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现动态平衡和互相适应,并同步改变上层建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层次上,既要遵循工业化驱动现代化,带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向信息化升级进化的普遍规律,又要转换常规轨道和排列顺序,推动“四化”叠加发展与互动融合,体现“补课”与“超越”共时并联。在时序上,要打破按部就班式的自然演化过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大量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纳和利用世界各国的经验和办法,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序列内实现生产力后来居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抛开无谓的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高明之处在于,把大量的没有经验事实佐证,仅凭抽象的理论推导而引发的争论,尽可能予以技术化、工具化、手段化处理。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记住恩格斯的话:“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所谓“包容性”,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价值指向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对国内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不但不能造成新的阶级对立,加深自然形成的民族隔阂,形成事实上的两极分化,还要运用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节,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成长中的烦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世界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走不了也不能走殖民扩张、侵吞掠夺、弱肉强食的老路,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既发展和造福自己,又为别人发展进步提供机会和空间,贡献智慧和经验。这种包容性不能仅停留在人道主义的悲天悯人,也不能纠缠于抽象的人性善恶,必须是在唯物史观的理性光辉下,对历史的、具体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进行主动的改造与优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记住马克思的话:“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条件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恩格斯则一言以蔽之:“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经典作家之所以反复强调“条件”,正是一以贯之坚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判断一个变革时代,而不是像他们批判的那些意识形态家们那样,用思辨的、观念的、幻想的方式去解释历史。当然,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条件”不是仅指经济条件,而是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的整个“现实基础”。因此,不管是作为概念还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要完整地描述中国式现代化,都必须回到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考察其能够形成和得以生成的条件。 


(一)前提条件:社会主义规定性


在本源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是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形式。作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逻辑,这个结论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僵化的公式,把它教条化、庸俗化、简单化,马上就会造成“惊人的混乱”(恩格斯语)和僵硬的历史观,怀有恶意的人还会拿它挑起历史争端。具体到中国语境,如果不能破除这种机械的、简单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我们就难以回答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能否建成现代化,进而也就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仅仅把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变归结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尚不具备理论上的彻底性和说服力,也不足以阐明和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晚年恩格斯已经意识到,“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而鲜明地提出“历史合力论”,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他还对历史发展相互作用的动机、因素及其运行机理、表现形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这里无须罗列更多的论点,我们只要记住,“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就足以明白:第一,历史终究是现实的人创造的,生产力也好,生产关系也好,都是由人形成的,也是由人改变的,人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条件。第二,主要决定着历史斗争的形式的,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就是说,虽然历史行动的动机归根结底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但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争夺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的斗争以及各种成果和形式。如果我们把经济因素视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而把上层建筑作为外观形式和直观感觉,可能会更好理解一点。因此,“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历史事实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当人们真正掌握了历史发展的主要原理及其运行逻辑,用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深刻的而不是简单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再来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脉络,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就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了。没有独立自主或者说主体性、主动性,而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成现代化,这样想的人不是书呆子就是头号买办。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真问题。


因此,对于中国能实现、要实现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不但“在场”,还是条件,而且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开启不了真正的现代化;离开社会主义,就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当然,“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既称“社会主义”,则必在内涵和表象上与其他制度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当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内在规定性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之中,它既具有确定的内涵和特性,也表现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特点。桩桩件件俱在,无须多加引述。 


(二)基本条件:本土资源的现代化出场


在构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来源上,处于世界市场早已形成,“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日益扩大的时代,显然具有世界多元性而非单一本土性。我们一直强调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是正确判断世界大势,顺应“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个趋势的主动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权国家尚未消灭,自然形成的(即马克思所说“不是自愿地”)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还存在制约的历史阶段,获取和利用本土之外的资源势必要通过“交换”和“交往”,支付相应的对价和成本,除非重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殖民扩张和弱肉强食之路(事实上已无可能,价值上更违背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潮流)。而这种“交换”和“交往”能否达致为我所用的目的和结果,从根本上还取决于我们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由此,我们所能自主利用的现代化建设资源,只能是本土产生、存在或者前人遗留下来的“现成的东西”。这些本土资源才是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对应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领域,可以把这些相互关联同时也可能相互作用的资源划分成物质和精神两个大类。


物质资源方面,土地、水、矿产、自然环境等是主要的几种,从更现实的基础看,当然也应包括我们继承下来的存量生产力、资金乃至人力资源。这些构成了我们进行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和能力。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任何资源和物品都具有稀缺性,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又表明,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自然资源不构成经济增长的限制。这实际上得益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率的提升,也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作用作了全新定位,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这充分说明,本土物质资源要以现代化的方式“出场”,才能变成现代化的内容和要素。在现实的生产力水平方面,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积累形成了丰厚的历史成果,已经构成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拥有一个优势巨大、支撑有力的稀缺资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只要我们把市场资源这个优势充分释放出来,利用起来,并不断巩固和增强,加快培育起完整的内需体系,就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可持续的、高韧性的雄厚支撑和有效牵引。在数字经济新时代,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深化,数字经济在需求端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效应,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发生革命性重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人口红利正在从潜在的优势快速转化成生产力跨越式提升的现实拉动力和需求牵引力。这是我们的底气和信心所在。


作为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源远流长,又常出常新,自成体系但又逻辑松散。在通向现代化的社会整体转型中,我们可以认为拥有深厚和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以及治国理政、济民安邦的历史经验,又不时苦恼于“真实”的历史与描摹的“事实”之间存在的严重悖论。大体来说,一部分思想家和儒家士大夫标榜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闪耀着道德修养的人性光辉和温情脉脉的人文色彩,而建基于自然经济和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则呈现出僵化、沉闷甚至残酷无情的真实面目。比起“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光鲜图景和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说教,“家天下”、“官本位”、宗法制、等级制可能更接近传统历史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千秋公案,汉宣帝早已一语道破天机。实际上,以儒学为骨干的传统文化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弊端,它保守、虚伪、空泛的一面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刻意强化,到了清末已经变成完全无视社会发展进步的自欺欺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和复古的发展观不可能简单延续和直接嫁接到现代化身上。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确乎具有超越阶级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优秀基因,“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因此,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和社会条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责任伦理、民为邦本、德性修养、知行合一甚至无为而治、“损有余而补不足”等重要思想和智慧,就完全有可能得到重新诠释和阐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源源不绝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诸多优秀品质,很难说没有传统文化的浸润陶冶之功,而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之深、影响之巨,显然也与中华文明对中国人心灵结构的塑造密不可分。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今天我们界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标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都有“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民族心理与此中要义的高度契合和“千年等一回”式的相遇,足以转化成中国式现代化这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集体历史动机和民族精神动力。当然,传统精神文化资源“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也就是要回到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在构成“历史合力”的诸因素中激活生命力并在运动中显示其作用。


(三)决定性条件:主体自觉及其力量转化


伟大的行动需要伟大的觉醒,革命如此,改革如此,现代化建设同样如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启示我们,如果把广大群众、“整个整个的民族”、“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预期目的或者说“意志的动机”凝结成“一个总的合力”,融合成“一个总的平均数”或者称“最大公约数”,那么历史创造力量就足以强大到“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实现一个阶段预期的目的和历史结果。尽管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一定的生存条件的制约和局限(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因而行动的愿望和动机各式各样,但是掌握了历史运动的真相从而了解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的那些人,在历史行动中就会具备历史的自觉,改变和消除“自发性”“偶然性”生存条件的愿望与动机就更鲜明和强烈。这种“自觉”的人占比越大,达成预期目的和结果的历史合力就越大,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


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那么很显然,如上所述,参与行动的每个人的“自觉”就成为行动成功的关键甚至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很显然,这种“自觉”不是屈从于现实生存条件而自发的、自然形成的目的和愿望,而必须是主动的、代表未来的、真正的自觉,必须深刻了解现代化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要具备“理论”上的清醒。这个“理论”当然是由先进分子创制的,但是他们一分钟也不忽略以之教育大众,使他们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获取自身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方式。我们理解并希望盛开的这朵“理论之花”,其要义至少应该包括四个要素。其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现代化说到底是社会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一个发展阶段,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创造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因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现代化的“王道”,任何迟疑和争论都是没有根据的。其二,“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就是说,一切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与共产主义“真精神”相违背的。中国式现代化也一样,主要不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在这点上,我们要特别警惕成为不自觉的“历史终结论”者),而是认清前提和条件,在历史行动中推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不断突破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包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其三,“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在改变现有状况的同时,也在实际运动和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而不断自我升华(当然也包括资本占有者),进而又不断改变不适合“个性”自由发展和个人自主活动的现实状况,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比较缓慢(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特别是产生了共产主义意识的阶级和共同体,在实现夺取政权的最近目的后,基本上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已经能够也有条件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本的驾驭和规制,对异化劳动的干预和矫正,对生产目的的引导和调节。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过分担心现实的生产力容纳量。其四,“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如果说过去种种国家形式、政权是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最大多数群众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是接近真正条件的共同体。特别是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可以说既深得共产主义精髓,又最符合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每名党员、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条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行动的最大“历史合力”。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说无征不信,那么获取精神主动后的中国人创造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已经证明,这个发自七十多年前的惊人论断绝非虚张声势。当然,真正的自觉不能单凭热情和愿望,理论上的成熟与清醒才是持久和坚实的。毕竟,作为系统性、整体性的重大社会变迁,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很难再找到“帕累托最优”,也不可能存在现成的教科书,甚至连基本参考资料都要重新编制。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尚待深长思之的时代课题。


张跃国: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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