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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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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百年大党历史身份的建构逻辑:代表观与工具论的合一
2021-05-12  来源:开放时代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种简单的政党类型。党的历史身份的本质规定是人民代表与领导工具。认清党的历史身份,自觉进行身份建构与身份强化,必须坚持代表观与工具论的合一。代表观强调党和人民在主体身份上的历史统一性和根本利益上的内在一致性,党的代表选择是基于理论清醒和主体自觉,党代表人民是要充当领导工具,自觉担负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历史使命。代表观不是要诠释什么先验意识的神秘感,而是要呈现作为历史的“先知先觉”、人民的先进分子而自我超越的神圣感。工具论是代表观的必然延伸,强调党的价值功能和正当性。要坚持代表观,必须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牢牢占据共产主义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完成伟大复兴,追求世界大同。要强化工具论,必须尊重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坚定推进伟大斗争和自我革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身份 建构逻辑 代表观 工具论


中国共产党是因使命而诞生的政党,其历史身份建基于历史使命之上。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周年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判断和验证中国共产党以高远历史使命为己任并且自觉担当历史使命的鲜明特点。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直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实现自身民族、国家的解放或发展为自觉使命,以推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使命”,并且付诸实践,不懈奋斗。毫无疑问,正是对历史使命的清醒认知与自觉担当,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伟大形象,从而为破解党的“历史身份之谜”提供了经验事实,也奠定了科学建构党的历史身份的实践基础。因此,就有不少人提出,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党类型的特征更为凸显”。也有人意识到有意渲染“革命党”与“执政党”的非兼容性,进而片面鼓吹“政党转型论”的严重危害,提出“革命党”与“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体两面”。还有人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治文明实践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只有‘领导党’的界定,才是准确的”。


在表征意义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包括对所谓“革命党”“执政党”乃至“领导党”概念的界定及辨析,对于全面立体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是必要的,对党塑造形象、教育党员也有积极作用。但是,沿着划分政党类型的逻辑理路,并不能真正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也就是解决不了“我是谁”的身份问题。相反,这种明显借用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概念分类,容易陷入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漩涡,在国际上很难摆脱根深蒂固的政党观,讲不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国内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政治逻辑,不利于人民群众对党的身份认同。首先,从本质上说,对政党进行类型划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思维逻辑,不论以什么标准、从什么角度划分政党类型,都是“以‘在野党’的存在和‘政党轮替’为预设前提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相对应”,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和不懈追求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学者称为“人民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是人民的,政权是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人民的代表,这与国外以“三权分立”“多党制”为基本特征的“政党政治”存在本质区别,不具备逻辑类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简单作为“政党”进行类型划分。第二,从思想方法上看,即便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归类,也要先弄清其身份,把握其本质,而不能抛开本体,仅仅从表现特点和外部形象上进行划分。特点和形象构成了党存在的“现象”或者说“事实”,但是现象和事实还不是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清醒认识历史规律、自觉担负历史使命?这是由党的身份决定的,是党的本质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防止偏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倒退回“存在先于本质”,“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等思想泥潭。第三,从名实关系上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表面上看确实是一个“政党”,但追根溯源,它早已超越西方语境下任何政党理论的内涵以及政党政治的实践。“源自西方的经典政党理论通常把政党视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工具”,政党的功能体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在理论上不存在“中介”,在实际上不需要“中介”。从理论上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实际运作看,“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当然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但是这种领导是“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坚持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根本利益”,并没有改变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属性。很显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介”无涉,而是典型的“国身通一之旨”,这正构成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由此,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历史上其他政党虽同名为“党”,但是循名责实,名同而实异,不可不明辨。


综上所述,尽管党的组织形态和表现特点有力支撑着党的历史存在,坚定彰显着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但是对党的历史身份的认识和界定,还不能停留在政党类型这类问题的考察和辨析上。必须进一步探究党的本质,在本体意义上建构起党“永远在路上”的历史身份。这不仅攸关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一、唯物史观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身份定位:自我高位与人民本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预见,提出了“两个必然”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描绘的这种理想愿景,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需求和美好生活追求,坚定站在了人类自由解放的道义制高点。“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正是这种道义情怀,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经久不衰的感召力。马克思没有乞灵于上帝、人性、绝对精神等虚无缥缈的力量,没有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而又不知所措的困境中,也没有重复中国传统上带有复古情调的“大同”不再的喟叹,而是“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在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创建和形成了唯物史观,“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它从未装神弄鬼,也不强加于人,而是立足历史规律和现实斗争,指明了人间正道。“人一旦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将会自觉地担负起改造现实的使命,以革命的实践力量,在顺应历史大势中,以积极创造的主体自觉推进历史与人类理想愿景的归一,主体信仰也就油然而生。”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会局限于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也不只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它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和使命。


因此,从理论上说,任何人只要认清并相信马克思主义真理,都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自觉担负起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使命。不管他们原本身份如何,他们的思想感情也一定会转移到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上来,自觉成为人民的一分子。这是我们认识党的身份的一个基本前提。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偶然的。论其社会背景,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实践逻辑上,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在根本前提上,它显然是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方向,成为已经“觉悟”了的人,共产党人必定自觉地站在历史前端,是社会的先进分子和先导力量。正如《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的,“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作为直接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当时中国最先进分子的集合,“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惟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这是先进分子的自我觉悟,也是作为先进分子的本质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历史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相对立,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党的身份定位只能是在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行,而不能脱离或者超越这个基本坐标系。“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党的身份定位不能偏离甚至背离唯物史观,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因此,尽管党自我定位高远,但这不是自命不凡,不是充当什么“救世主”,不能外在于人民本位,而要以人民主体地位为前提,正确审视自己的历史位置。如果忽视甚至漠视这一点,过分突出“是其所是”和自我高位,就很容易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而蹈入变相的英雄史观。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机会主义非但一事无成,还会使党遭受严重损失、遭遇重大挫折乃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教训早已为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毛泽东曾经痛心地指出:“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这些或“左”或右的政策以及频繁出现的“钦差大臣”现象,表面上看是“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实际上就是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思想根源上就是不相信人民主体地位。为此,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也因此,习近平一再强调,“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对于党的历史身份的理解,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身份的本质规定:人民代表与领导工具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遵循这样的逻辑理路,对于历史主体身份的本质,也应该在社会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而不能是主体的主观塑造,更不是随心所欲地自主建构。“生产力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表现出来,政治力量要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表现出来,精神力量要在一定的精神关系中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当然是现实政治力量,是“实体存在”,但在党的历史身份也就是本质上,决不能从固有的抽象物出发去界定,只能在“关系性存在”中来认识和把握。


从起源上说,党来自人民,党同人民的关系是它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具本质意义的关系。因此,弄清楚党同人民关系的本质,才能真正认清党的本质,明确党的历史身份。在党的本质和身份问题上,首先还不是比较它与其他政党在形式和特点上的异同,而必须在其现实性上深入考察它同人民的关系的内在规定性。而无论是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还是历史逻辑去分析,这种内在规定性都指向两个方面:一是代表观,二是工具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代表观”的是毛泽东。1943年8月,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驳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指出国民党不要老百姓起来,他们讲“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并进一步指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即使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也能清晰地判断出这段论述的两个确定性意思:第一,党和人民是一体同构的,党是人民的一部分;第二,党是人民的代表,党的言行是人民言行最忠实的反映。这就表明,认识和理解党的身份,首先必须坚持代表观,这是大本大源的问题。当然,这个“代表”不能与统计学意义上的“样本”等同,但是样本一定要从总体中选取,必须是总体的一部分。对于代表观,党在理论上一直是十分清醒的,在实践上也始终遵循代表观来塑造自己的身份,现行党章明确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入了总纲。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它不可能是外在于人民的独立力量,更不能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异体力量,也不可能是上天恩赐给人民的神秘力量,它只能从人民中产生。之所以成为“代表”,是因为它的“样本统计值”要远高于“总体参数”,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这种代表身份不是通过选举或者委托获得的,而是后天“自我觉悟”成就的,是人民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那部分。


对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性规定,代表观的内涵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归纳:其一,在党的“代表”与人民“被代表”的关系上,强调两者在主体身份上的历史统一性和根本利益上的内在一致性。从理论渊源上看,“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其二,党的“代表”选择是基于理论清醒和主体自觉,它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主动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人间正道。因此,它在党内强调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突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对“被代表”的人民群众注重教育引导和宣传发动,强调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而不是局限于调和现实利益,迁就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这与西方世界理解的“选举”逻辑、“选任”身份,斤斤计较于任期目标和短期表现,在思想自性和理论本性上不啻天壤之别。其三,党代表人民不是要向“上天”请命,而是要为人民“立命”。代表观不是要诠释什么先验意识的神秘感,而是要呈现作为历史的“先知先觉”、人民的先进分子而自我超越的神圣感。中国共产党既要抬头远望人类未来,充当人民的向导和领路人,又要低头负重前行,承担起改造现实世界的历史使命。按照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公开宣言,共产党人通过革命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是要以统治阶级的资格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只能是带领人民实现理想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作为目的。它的价值体现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它的所作所为相对于理想愿景是工具性的,工具论是代表观的必然延伸。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工具论”。他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讲话中,系统地讨论了工具论,鲜明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他特别强调,“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番论述意图十分清楚,就是在承认代表观的基础上,强调党作为“工具”的身份实质,单从“工具”一词出现的频次就一目了然。回顾党的历史,工具论在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中是有强烈共识的。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专门用一个部分阐述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指出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他还进一步指出:“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无疑地,这里提出的关于党的“观念”,是对党的本质和党的身份的正确反映。


统合代表观与工具论,党就是人民代表与领导工具的统一体。人民代表是党的本体身份,领导工具是党的价值体现,如此即体为用、体用合一,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完整的、鲜明的、独特的身份。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来说,“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这是“向死而生”的伟大情怀,也是参透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清醒。道理很简单,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实现了,作为实现伟大目标的领导工具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功成而弗居”,党会自觉褪去领导工具的色彩,自然回归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当然它并不会失去历史身份,而是固有身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道升天”。“功遂身退”,暗合天地自然之道,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彻大悟。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就是为共产主义而生的。“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因此,界定党的历史身份,决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前提。而只要认清了这个根本前提,就会得出一个必然结论:党来自人民,它要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领导”相对于共产主义目标而言就是实现“工具”。至于该不该对党进行类型描述,怎么样塑造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特点,那还是第二性问题。


三、代表观的自觉:伟大复兴与世界大同


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表明,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党的人民代表身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构成这个组织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能否成为合格的“代表成员”,在现实性上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对于个体来说,这个代表资格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光是党的集体和党的组织,每名党员也必须具有强烈的人民代表的身份意识,必须自觉塑造人民代表身份。这正是唯物主义者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精义所在。原因在于,虽然党与人民同体共存,但在结构层次上又有相对独立性,人民对党的身份认同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会一成不变。对于党的生存发展以及党领导的事业发展来说,人民群众的身份认同具有决定性意义。“传播的实践表明,情感共振、关系认同的力量有时候远大于事实与逻辑的力量”,作为特定领域的经验现象,这个结论不一定能够简单类比,但是对认识和理解人民群众的接受心理具有参考价值。无论如何,身份认同带来的情感共振、关系认同都有利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厚植党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提出党的人民代表身份需要强化和建构的现实理由。


更为根本的是,对于人民代表身份的“自觉”,还不能仅仅满足于情感共振、关系认同等感性因素,必须保持理论自觉和理性认知。“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也就是说,要真正弄明白“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民的构成是复杂的,范围是变化的。“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他们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也属于人民的范围。很明显,人民内部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也有矛盾,他们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价值观多元多样,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产生激烈冲突。特别是伴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矛盾风险问题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要求之高、需求诉求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能抹杀、不容回避,应该如何处理?


从理论上说,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从实践中看,只要制定实施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确实可以获得调节。但是,调和阶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这是任何政党、政权、政府的“本能”,可以说不足为奇,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相反,如果只是在现行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下修修补补,神往“垂拱而治”,以“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为能事,或者走向“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那就桎梏于不同程度的“历史终结论”之中,党的代表身份也就可有可无甚至岌岌可危了。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调节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满足当前诉求是重要的,“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更应该明白,“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如果没有理论清醒和历史自觉,不能把握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对人类美好前景的追求,党就会失去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失去与民共在谋大同的历史感召力,很可能沦落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执政党”,甚至“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到那个时候,连历史主体资格都不复存在了,更谈不上人民代表的历史身份了。


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大道,反映了全体人民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最高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党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更要牢牢占据共产主义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代表全体人民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全人类解放的美好前景。只有保持并不断强化这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只有自觉坚持“站在未来性问题讨论的思想高度”基础上的“代表观”,才能完整理解党的身份“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且关注和预示未来”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性的观照,是建基于历史性和现实性之上的,否则就变成空想社会主义了。因此,“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在现阶段,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纲领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因此,在现阶段,党首先要代表这个整体利益和共同期盼,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不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它必须关怀全人类的前途命运,自觉担当世界责任。从理论基础上说,马克思主义不只关心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它更关心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只是“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它的未来性目的是“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而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更快地消失,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席卷一切的时代,“资本的逻辑”主导着社会逻辑,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异常尖锐,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成为时代热潮;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等论断,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跨越国界、不断开拓世界市场进行了深刻分析,科学预见了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的世界普遍性趋势,进而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的运动,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和精神图谱。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要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反映和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光明前景内在地统一起来,而且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工具论的强化:伟大斗争与自我革命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斗争、革命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的先天基因。在共产主义创始人那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的公开说明可谓石破天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再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就是一种批判现实的社会革新运动,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共产党宣言》就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由最彻底最坚定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人应该是最不知疲倦、无所畏惧和可靠的先进战士”。中国共产党坚持工具论,这个“工具”就是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工具,而人民群众也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如果丧失了革命意志、斗争精神,因迷惘迟疑而安于现状,因无所作为而半途而废,就失去了对“阅卷人”的说服力和选择性,作为工具的基础支撑就会摇摇欲坠。显而易见,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的“先验真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要锻造成实现伟大复兴和世界大同的“利器”,必须保持斗争精神和革命本色,“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主动强化“能动的工具”色彩,同步推动“两个伟大革命”,在领导新的社会建设运动中充分彰显作为“工具”存在的价值和正当性。


从历史事实看,共产党人坚持斗争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美好理想的逻辑必然,客观上也可以说是没有选择而迫不得已。共产主义创始人坚信:“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同时,共产主义的宣言和行动,对于形形色色的现存势力和传统观念来说无异于洪水猛兽,共产主义的决绝态度超过了他们想象力的极限,不惜一切代价扑灭共产主义成为他们合法存在的救命稻草。因此,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的那一刻起,“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他终其一生都被驱逐、诽谤、诅咒。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一些文人墨客也宣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反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张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极端严酷环境与共产主义在欧洲的遭遇惊人地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时至今日,国内国际仍有种种不怀好意或明或暗的势力,无视中国发展进步的鲜明事实和伟大成就,必欲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后快。一个为了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一个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美好未来的先进组织,不管是从道义制高点出发还是应对复杂形势、敏感环境、艰巨任务的客观需要,都必须“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当然,这个伟大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从党自身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看,党内的理想要求与现实状况始终存在着巨大张力,推进自我革命是理论逻辑的必然要求,更是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现实观照。循着理论逻辑分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但是思想和理论不是先天生成的,不是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展示,而是后天通过实践加以辨别和训练形成的。对于哪些人够格成为共产党人,我们当然不能相信“预定论”,虚构并不存在的所谓神的旨意,认为被上帝预先选定的人就一定能够蒙恩受义;也不能相信“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认为一种思想和精神是所有人都天然具备且凝定不动的。接受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人,都有一个从感性认识、理性思考到自觉追随的思想发展过程,都要经过严格的思想训练和实践养成。因此,按照逻辑推论,只有具备共产主义信仰才能成为共产党人。而在现实性上分析,人的思想动机隐藏于内心深处,甄别把关难能万无一失,“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现象在所难免,持续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规制是必然的逻辑。更要看到,即便有些人一开始思想上入了党,但“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道理也很简单,认识会有反复,思想会生变化。很显然,对于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先进组织来说,自我革命是个历史性课题,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不断强化的历史过程。“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这“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


深入考察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自我革命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更为明显。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党的一大就对接受党员、申请入党作出规定,提出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尽管如此,党内从一开始还是夹杂了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异己分子,党的一大代表中,有的坚持革命到底,有的献出了生命,“但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脱党、变节、叛变的党员层出不穷,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土地革命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都被打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干部乃至党的最高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纠正关门主义倾向,“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确定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方针,“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到1942年初,全国党员有80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加入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熟悉,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不懂得”。新中国成立前后,尽管毛泽东三令五申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要求全党继续保持“两个务必”,但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是出现了诸如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的案件以及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严重事件,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经过整党,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改革开放以后,“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异常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特别是腐败问题滋生蔓延,“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大批党员干部倒在了改革开放的路上。此外,从建党之始就一直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也始终没有根绝。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只能从根本上去解决,也就是立足于自身进化能力,通过自我革命激发内生性动力。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幻想依靠外部监督解决主体性自觉问题,如果治标不治本,只会变成迎合“选票”、讨好“名声”的短期机会主义者,直接的后果就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这是必然的也是唯一的科学结论。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壮丽辉煌永载史册。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会一帆风顺,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笔直的,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则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这个漫长历史进程中,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倒,是一个极难极大的风险挑战。”要保证拖不垮、打不倒,始终保持清醒的身份意识和强烈的身份自觉是基本前提。如果身份混乱、角色混同,很可能不战自溃。因此,对党的历史身份作出彻底的理论说明就成为一个基本问题,理论说明不彻底,既难以认清自己,也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在共产党人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等基本问题上,《共产党宣言》已经向全世界公开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目的、意图,这是代表观与工具论的理论源头和直接依据。我们要保持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身份建构和身份强化。但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面临着各种理论思潮的冲击和侵蚀,诸如本位观、天命观、预定论、目的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精神现象学、历史终结论,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经常有意无意地模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造成一部分人思想上的摇摆和理论上的混乱,进而误解、曲解或者片面理解党的历史身份。认清党的身份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也正是我们鲜明标注代表观与工具论的根本目的所在。


张跃国: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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