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市域社会治理形势复杂，开展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是落实中央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实，防范化解广州市域社会治理中各种风险挑战的需要。

本课题围绕提升市域防控风险水平和服务群众水平这两个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目标，分别选取纠纷化解、公共安全治理，和外来人口融合、环境治理和城市更新共五个领域进行研究。通过对以上治理领域的分析研究，力图呈现当前广州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及现代化转型趋势，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更好地服务相关决策。

纠纷化解机制建设是市域社会治理中提升风险防范水平的重要措施。从治理体系看，政法体制是广州纠纷化解的核心机制，与行政体系、法治体系、自治体系共同发挥社会矛盾化解作用。从治理能力上看，社会领域的治理资源掌控潜力较大，法治和社会体系的回应能力较强，但单一体系中涉及给付内容的实现均存在难度。广州在纠纷化解领域开展了推进仲裁行业发展、设立商事商贸调解中心、积极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基于国家政策制定保障规则等探索，促成专业社会力量成为纠纷化解的重要主体，体现了主体多元化的治理现代化取向。

公共安全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课题组开展了广州居民公共安全满意度专项调查，据此分析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的问题。从治理体系看，广州通过党委统一部署形成治安治理闭环，职能部门集中警力打击严重热点犯罪。从治理能力看，依托智能化技术打造的“广州街坊”等群防群治品牌，全方位动员不同治理体系，带来较强资源掌控能力。广州依托新技术手段开展的公共安全治理，运用新技术广泛吸纳社会力量从前端参与治理活动，形成高效开放的公共安全群防群治格局，体现出公共安全治理智能化的取向。

环境污染是市域社会治理需重点突破的领域。课题组通过对比分析广州垃圾分类和河涌治理两类治理活动发现，相较于河涌治理更加依赖政治责任贯彻和落实的治理模式，在垃圾分类治理中，率先依法强制分类，开展官方吸纳与社会自主参与实践，形成了“行政+法治+社会动员”的治理模式，更强调法治体系治理资源的调动和运用，在广州环境治理中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在该治理模式中，法治体系与广泛的社会动员交互推进，以法治体系为社会动员提供支撑，以社会动员促进法律规则落实，体现出地方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探索。

城市融合是市域社会治理需聚焦解决的问题。广州的外来人口融合治理从限制性管控、融入性管理逐步发展到全面融合阶段，形成了专业社会组织结合行政管控的治理模式。从治理体系看，专业社会组织服务弥补了行政体系灵活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多样化服务实现人口融合。从治理能力看，专业社会组织工作方式灵活多样，能够迅速回应并及时创新。“三元里来穗人员城市融合试点”是广州近年来人口融合的突出亮点，对专业社会组织的引入、对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对基层党支部的高度依赖，体现出多样化治理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

城市更新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广州城市更新治理中，以强化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开展的大源村城市更新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党组织不仅发挥了领导资源的作用，而且转化成为实际治理主体，体现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探索。

为解决广州市域社会治理中日益复杂的社会利益诉求的问题，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体系方面，广州要高度重视，进行前瞻性市域社会治理布局，形成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平台，打造立体化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为治理智能化创造空间；改革创新，培育多元化市域社会治理主体，促进社会治理民主化转型；积极实践，探索多样化市域社会治理模式；依法治理，形成法治化市域社会治理氛围。针对本课题五个研究领域的治理能力，广州应当补齐短板，强力保障纠纷化解结果有效执行，为多元化治理提供支撑；协商共治，发动群防群治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夯实基础，协调部门资源规范环境治理，进一步强化法治手段运用；开拓思路，吸纳社会组织服务人口融合，形成社会治理多样化探索经验；把握趋势，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城市更新，促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制度化完善。

（科研处）